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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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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18期

  • 发布时间:2018-08-14 17: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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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18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814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以积极有效财政政策应对宏观不确定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合理途径

国家卫健委:多措并举提高抗癌药供应保障能力

多部委发声提振金融市场信心 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本面

多部委联合发布《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国务院同意在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要情文摘

创新不足,让我们的经济下行

稳外资政策措施密集落地

降杠杆工作将稳步推进

积极财政政策致力于高质量发展

国办发文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印发实施

两部门加强失信主体信用监管

政策借鉴

上海即将实施“健康服务业50条”

 

 

  

 

 

经济分析

以积极有效财政政策应对宏观不确定性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

上半年财政数据可圈可点

从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同比增长6.8%,一季度增长6.8%,二季度增长6.7%,经济增长连续十二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运行区间。从三大需求来看,投资数据显示,2018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84539亿元,同比增长8.4%。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9.7%,投资结构有所改善。消费数据显示,2018年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84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0%,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1-6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12万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7.51万亿元,增长4.9%,贸易结构持续改善。从供给侧数据看,企业盈利状况继续改善,1-6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5%以上(只有3月份为11.6%)。同期,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保持平稳。但是也应看到,工业企业的负债总额增速有逐月扩大的趋势。城镇新增就业人数,4月份以来的同比数据保持增长。

财政收支数据保持稳健增长,从财政收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同比增长14.4%;非税收入12702亿元,同比下降10.8%。主要税种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国内增值税33600亿元,同比增长16.6%。国内消费税6869亿元,同比增长17.4%。企业所得税23928亿元,同比增长12.8%;个人所得税8127亿元,同比增长20.3%;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8520亿元,同比增长10.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1237亿元,同比增长36%。基金收入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大幅增加到26941亿元,实现同比增长43%。从财政支出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592亿元,同比增长7.8%,为年初预算的53.2%。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130亿元,同比增长37.3%。

上半年财政政策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半年,维持积极财政政策取向,减税降费,保持支出水平合理增长。根据今年3月份在两会上审议通过的政府预算报告,2018年全口径国家预算收入为33.5万亿元,政府支出总规模为35.4万亿元。从四本预算来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调入资金,收入总量为18.60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98万亿元,赤字2.38万亿元,与2017年持平;全国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总量为7.80万亿元,相关支出7.80万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为2951.25亿元,预算支出2273.58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6.81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支出6.45万亿元。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当时采取大规模财政支出扩张应对严重金融危机。十年后,2018年赤字率相比2017年下调0.4%,为2.6%,这是自2013年以来首次降低赤字率。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理解为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发挥主渠道作用,针对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根据年初预算报告,2018年三大攻坚战相关投入合计达14965.95亿元。针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财政适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优先支持地方在建项目平稳建设。2018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3500亿元,比2017年增加5500亿元。中央财政安排大气、水、土壤三项污染防治资金合计405亿元,同比增长19%。针对精准脱贫攻坚战,中央财政预算拟安排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达1060.95亿元,比2017年增加200亿元,增长23.2%。增量重点用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至4月底,2018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1060.95亿元比上年提早了近两个月全部拨付完成,120亿元新增资金用于支持“三区三州”脱贫攻坚。

减税降费取得积极成效,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过去5年,“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出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共计3万亿元。从今年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此外,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实施部分行业企业期末留抵退税,也将进一步降低纳税人负担,全年减税将超过4000亿元。加上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性收费,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等措施,全年减税降费可超万亿元。

在利好财政政策支持下,创新发展开始发力,1-6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6%和9.2%,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9个百分点和2.5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分别增长18.1%、17.5%和15.4%。

下半年财政政策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只能是微调,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出台的空间不大。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定调宏观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下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扩内需、调结构、促实体,眼睛向内的同时,关注重大风险,积极对冲不确定性,尤其是与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外需影响。

财政政策应该关注外部风险,贸易风险首当其冲。目前个别主要经济体挥舞关税大棒,掀起贸易摩擦与对抗,对全球经济和全球产业链必定形成一定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模拟的结果显示,按“目前公布的和已经实施的措施”,全球GDP增长可能减少0.5%,约4300亿美元。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中国经济必定受到一定的冲击。2017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27.79万亿元人民币,而同期中国的GDP约82.7万亿元,外贸依存度达到33.6%。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额达到4297亿美元,进口额达到1539亿美元,中国对美的进出口总额为5836亿美元。针对受到贸易保护政策冲击的行业出台应对措施,对受影响企业和产业链适当关注。关键应练好内功,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在于改革开放,改革带来了制度革命,实施开放政策打开了国门,使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市场。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大力鼓励创新发展,支持人力资本提升,降低民间投资成本。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应该联合美国以外的经济体,扩大自由贸易国家的联合,与贸易保护主义作有礼有节的斗争。

继续保障国家重大政策落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三大攻坚战必须打赢。行百里者半九十,三大攻坚战取得优异的成绩,亟须再接再厉,财政政策应该继续发力,在支持脱贫攻坚方面完善体制,创新使用机制,提升扶贫资金绩效,严格监管。在防风险方面,注重政策衔接,保障地方政府的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合理融资需求。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积极满足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在污染防治方面,财政政策应引导企业节能减排,鼓励绿色环保产业发展。

聚焦减税降费,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财政与货币政策作出最新部署: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在确保全年减轻市场主体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可减税650亿元。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减税降费,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对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财政政策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从政策传导过程来看,财政扩张政策会对物价水平形成上涨压力,同时会导致真实利率上升;如果货币政策维持名义利率不变或者降低名义利率,真实利率下降,财政支出扩张就会挤入民间投资,形成总需求扩张。如果下半年我国外需出现下滑,积极财政政策应该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维持物价稳定,降低真实利率,促进民间投资活跃。同时在防风险、去产能、去杠杆的同时,注意与金融政策的配合。加快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融资专业化、市场化运作。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加强PPP项目库清理,积极推动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化转型,提升地方金融融资和资本运作的功能,基于市场化运作原则大力发展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同时注意政策衔接,不搞“一刀切”。

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作用。有些政策工具具有逆周期的自动稳定期作用,比如采取累进税率的税收政策,如个人所得税,当税基收入增长越快,税收增速更快,起到预防经济过热的作用,当税基收入增长放缓,税收增速趋于减缓,在经济上升时期自动起到财政紧缩作用,在经济下降时期自动发挥财政扩张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合理途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目前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调研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体措施的重要阶段,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好和确定好,关系重大、影响长远。要提高理论认识,深入研究问题,尊重客观规律,结合实际情况,促进战略决策科学化,合理把握战略实施的工作重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亿万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提高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性认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意义。从历史角度看,它是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既总结过去又谋划未来,提出了乡村发展的新要求新蓝图。从理论角度看,它是深化改革开放、系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重要抓手。从实践角度看,它是顺应老百姓新期待、扎实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着力点。从工作角度看,它是一个面向未来30多年的长远发展大计和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差异性“三农”工作的全局安排部署,各地区、部门、单位在具体工作上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结合实际学习、贯彻和实施,真正实现政策设计目标。

其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城乡出现分化,农村发展也出现分化,目前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三农”发展的不充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解决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系统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运行深层次矛盾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深、越来越细。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需要考虑市场体制运行所内含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不断扩大稀缺资源配置的空间和范围,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实行国际国内两手抓,既要把推动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作为重要抓手,也要把对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要抓手,形成各有侧重和相互补充的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战略格局。

其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顺应新期待、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现代农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各项建设全面推进。与此同时,目前“三农”发展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亟待解决,面向未来,人们都对新时期农业农村建设发展存在很多期待。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不仅可以顺应新时期城乡居民发展的新期待,而且可以引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和不断进步。

其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远大计和统筹不同地区、部门、单位的差异性工作的全局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任务要求,它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转变发展观念、搞好目标定位,突出区域特色、实行错位竞争,强化组织管理、形成有效机制,建立合作平台、促进分工深化。一是在战略目标上,要重视不同区域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在粮食安全、产业效益、生态环境保护上进行合理选择,讲求因地制宜。要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推进乡村多功能性建设和专业化发展,对乡村进行分类,明确未来发展目标定位,实行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草则草、宜牧则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退则退、宜居则居。二是在战略手段上,要把握重点关键,引入先进要素,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在战略保障上,要重视拓宽乡村建设发展主体,推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相结合,加强组织领导、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要搭建有形之手,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协调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用好无形之手,发挥企业在投资管理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拓展社会之手,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和促进行业联合的新机制。

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重点

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工作安排上,既要登高望远、深谋远虑,也要脚踏实地、直面难题,重视防范风险,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深入调研,抓住统筹兼顾和重点关键,配置优化乡村振兴主体力量,细化乡村振兴工作目标定位,建立协调机构和责任机制,保障资源配备和工作投入,扎扎实实做成几件大事,一件事接一件事地做好,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确保乡村振兴的各项重要目标任务能够如期顺利完成。

第一,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把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激活。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聚焦建设性,明确乡村振兴的主要工作是经济工作,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思路,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还要考虑问题导向,凝聚力量,明确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把乡村振兴为了谁、依靠谁等重要问题解决好,壮大投入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力量地建立一个农业产业有优势、农民职业有吸引力、农村家园美丽宜居的现代化乡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第二,调研细化目标定位,把乡村振兴需要解决的问题界定并排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一要从国家宏观管理入手,按照法治思维和社会工程的框架,解决行业性、区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重点对粮食安全、产业兴旺、生态保护等目标任务进行具体落实,实行责权利安排和人财物配备统筹考虑。二要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入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深入调研谋划,重点对生活富裕、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等目标任务进行具体落实,把是否真正解决问题作为检验成效的根本标准。三要从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入手,构建组织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良好社会秩序。

第三,实行跨时期工作组合,把乡村振兴的规划布局做实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工作是跨时期和分阶段实行的。搞好规划布局是引导跨时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工具。要组织“三农”调研,对乡村实际情况、可能发展方向和可用的资源进行摸底调查,既要研究制定系统规划、大规划和长远规划,同时也要制定中短期规划,让面向长远的粗线条轮廓边界和面向中短期的具体项目、工程、工作安排部署相结合,协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此外,提高规划制定和管控工作的质量也非常重要。目前各地都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应提高前瞻性,避免造成浪费。

第四,实行跨城乡工作组合,把乡村振兴的市场机制做实做好。对乡村的建设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有必要、适宜发展的要大力发展创新,无必要、不适宜发展的要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等。市场机制是引导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要将推进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机统一起来,加快建设城乡统一大市场,既要调动广大农村的积极性,也要调动广大城市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各取所需,形成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国家卫健委:多措并举提高抗癌药供应保障能力

日前,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正采取多项措施,提高抗癌药供应保障能力,努力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医改的获得感。

开展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2015年10月,我国建立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部门协调机制,启动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2016年5月,公布首批谈判结果,治疗乙肝的替诺福韦酯和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埃克替尼、吉非替尼3种谈判药品的采购价格分别降低67%、54%、55%。2017年2月,这3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截至2017年底,为患者减少支出2亿多元,人民群众用药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明显提高。

公立医院实行药品分类采购。一是对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多家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品,由省级药品采购机构采取双信封制公开招标采购,医院作为采购主体,按中标价格采购药品。二是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机制。三是对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急(抢)救药品、基础输液、临床用量小的药品和常用低价药品,实现集中挂网,由医院直接采购。四是对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议价采购。

大力推进癌症诊疗规范化。完善有关技术规范,组织开展各专业《疾病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同时及时制修订相关病种诊疗规范。加大诊疗管理工作力度,针对肿瘤疾病成立国家肿瘤规范化诊治质控中心,26个省份成立了肿瘤质控中心,建立健全了肿瘤质控体系。推进治疗新技术应用,加强医疗质量管理,颁布施行《医疗质量管理办法》,不断完善医疗质量管理和临床诊疗相关规范体系。

加大抗癌药研发力度。我国于2008年启动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新药专项是以实际应用和产业发展为导向的任务型科研项目,截至2017年底,已立项课题1700余项,包括抗癌药在内的一大批品种获得新药证书,有8个抗肿瘤药获得1类新药证书。新药专项还对临床急需的大品种给予支持,改造200余种临床急需品种,涉及国家基本药物80余种,药品质量大幅提升。

推动高质量仿制药进入临床使用。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根据要求,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按药品通用名编制采购目录,促进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和原研药平等竞争。将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仿制药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在说明书、标签中予以标注,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便于医务人员和患者选择使用。加强药事管理,制定鼓励使用仿制药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加大对临床用药的监管力度。严格落实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的要求,除特殊情形外,处方上不得出现商品名。落实处方点评制度,加强医疗机构药品合理使用情况考核,对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并建立约谈制度。

多部委发声提振金融市场信心 夯实经济稳中向好基本面

今年以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国内金融形势总体向好,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初步成效。近日,股市、汇市出现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主管机构密集发声,稳定金融市场预期。

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个“稳”。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也强调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8月3日,央行发布消息称,自8月6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此后离岸人民币闻讯暴涨500多点。8月7日、8日两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上调200点。

8月3日,证监会通报,2018年上半年,证监会严办投资者深恶痛绝的违法案件,严惩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违法主体,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59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1%,罚没款金额63.94亿元,市场禁入20人,进一步巩固了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良好局面,保障了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8月7日,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部署,重点打击非法贷款机构或非法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的活动。

央行:有信心维稳

据第一财经日报,8月7日晚间,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涨破6.83关口,日内涨逾360点,盘中一度较日内低位涨超500点。

人民币中间价方面,7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上调82点,报6.8431;8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8313,上调118点。

7日下午,央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中国7月外汇储备31179.5亿美元,环比上升58.17亿美元,升幅为0.18%,连续两个月回升。国家外管局认为,7月,我国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定,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7月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另据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央行要求银行防范人民币市场羊群效应,称有信心维稳。

知情人士称,央行于周一上午召集14家人民币中间价报价银行会谈,央行有关主管官员在会议上表示,央行有信心、有丰富的政策工具来维护市场稳定,与会银行应该和央行一起出力来防范羊群效应和顺周期行为,对顺周期行为不要推波助澜。

央行官员表示,人民币6月以来有一定贬值,但跨境资金流动总体平衡,基本面因素支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8月3日,央行发布消息称,自8月6日本周一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此后离岸人民币闻讯暴涨500多点。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撰文预期,下半年,内外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人民币汇率会随着内外部基本面变化呈现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单边赌人民币汇率走势是不足取的。

事实上,近日来,央行连续推出一系列措施稳预期。6月24日央行年内再次宣布定向降准。7月20日央行发布资产管理新规细则,银保监会发布理财新规,这些政策都有利于缓解流动性紧张局面。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银保监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行动

8月7日,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部署,重点打击非法贷款机构或非法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的活动。

非法放贷、有组织的保险诈骗等活动将受到严厉打击。昨天,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做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净化银行业、保险业环境,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银行业、保险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了部署。

对于银行业领域,《通知》指出要重点打击非法设立的从事或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非法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中的以下活动: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的;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的;利用黑恶势力开展或协助开展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进行转贷的;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放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公务员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或实际控制人的。

对于保险业领域,则要重点打击有组织的保险诈骗活动。《通知》明确,各级监管机构相关部门要及时接收、处理以下举报线索,并按职责进行处理或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做到每条线索都有落实:对非法放贷、暴力讨债、非法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开展金融业务等问题的举报;对银行保险机构和从业人员涉黑涉恶问题的举报;银行保险机构在日常经营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通知》所列明的重点打击活动领域行为线索。

《通知》还要求,各级监管机构要加强市场准入审查,严禁涉黑涉恶人员和组织参股、控股银行保险机构,严禁涉黑涉恶人员担任银行保险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做好扫黑除恶相关工作的同时,银行保险机构要继续提升服务水平,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法律义务。要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形成共同打击黑恶势力的氛围。

此外,《通知》还要求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有力技术保障。各级监管机构、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工作效率,持续做好涉案账户电子化查询工作。建立健全紧急联系机制,确保做好涉黑、涉恶账户的查询、冻结工作,有效切断黑恶犯罪资金流动渠道,为政法机关依法办案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职提供有力保障。

金融委:“形成最终需求”稳增长

据中国证券报,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未来宏观政策的基调。

会议强调,做好当前金融工作,进一步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重点把握好以下六大方面。

一是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注意支持形成最终需求,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向。二是处理好宏观总量与微观信贷的关系。三是发挥好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用好国债、减税等政策工具,用好担保机制。四是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大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的格局。五是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金融领域中人的积极性,有成绩的要表扬,知错就改的要鼓励。六是持续开展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专项行动,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此次会议强调,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注意支持形成最终需求,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向。

对于“最终需求”的理解,业内专家认为,最终需求就是内需。扩内需是当前更为迫切的目标,扩内需是为了稳增长。

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而此前多家券商的研报也表示,下半年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内需。

有专家指出,7月PMI数据显示内需显著回落,进口指数降至荣枯线以下,同时7月铜、锌等有色金属价格均出现较大幅度下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总需求的回落,三季度大宗商品价格或面临回调,对进口和企业利润均有抑制作用,这些迹象再次表明扩大内需的迫切性。

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团队分析,从国内层面看,扩内需将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的压舱石。降低进口关税已于7月1日正式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信用导向的货币政策,或将提振下半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内需向好。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经过近几年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力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今年一季度达到77.8%。

证监会:重拳治市依法全面从严监管

据证监会日前通报,2018年上半年,证监会严办投资者深恶痛绝的违法案件,严惩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违法主体,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159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1%,罚没款金额63.94亿元,市场禁入20人,进一步巩固了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的良好局面,保障了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运行。

证监会处罚的包括北八道控制多达300余个证券账户,采用盘中拉抬、对倒交易等多种手段操纵“张家港行”等多只股票,违法所得9.4亿余元,被开出“史上最高额罚单”;龙薇传媒试图以空壳公司高杠杆收购上市公司万家文化,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昆明机床2013年至2015年年报虚假记载;廖英强利用其知名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实施“抢帽子”操纵,被罚没约1.29亿元等多起引起外界关注的案件。

同时,证监会近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召开行政处罚工作座谈会,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阎庆民参加并主持座谈会。他表示,他表示,做好今后行政处罚工作要处理好五个关系,包括法与德(行业道德)的关系、法与规(有效规制)的关系、法与责(责任追究)的关系、法与利(既得利益)的关系、法与力(打击力度)的关系。

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的专家,上市公司、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行业代表,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0余人参与座谈。

针对近期资本市场监管执法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与会专家及市场人士普遍认为,第一,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应当切实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证券、基金、期货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公司等证券专业中介服务机构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看门人”的作用,不断提升专业水平,提高职业操守,严格依法履责。第三,积极肯定证监会进一步加强全系统执法尺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所做出的努力,继续保持重典治乱、严惩重罚的执法高压态势,充分发挥行政处罚工作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能,不断净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提振广大投资者信心。                             

多部委联合发布《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8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今年将围绕27项工作要点推进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

全文如下:

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各项部署,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2016〕54号)及附件《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现提出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如下。

一、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一)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组织落实《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建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区分不同行业、企业类型设置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科学评估超出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企业的债务风险状况,根据风险大小程度分别列出重点关注和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并明确其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和时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约束。通过债权人委员会、联合授信等机制以及银行对企业客户开展债务风险评估等方式,限制高负债企业过度债务融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三)完善国有企业资本管理机制。进一步夯实国有资本,明确国有企业资本补充的条件、标准和资金渠道,支持国有企业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本、充实资本实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加强国有企业资本真实性管理,提高财务真实性。规范使用混合型权益融资工具,防止虚假降杠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四)健全企业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分行业、分地区定期对企业杠杆率和债务风险进行动态监测。重点做好大型企业债务风险监测,加强涉企信息整合和共享,对高负债高风险企业建档监控,做好风险防范预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五)完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联合处置机制。对发生债务风险的大型企业,引导各市场主体及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协商处置,避免损失扩大。对潜在影响较大的债务风险事件,相关部门要联合开展协调,确保依法合规处置,提高处置效率,防止风险蔓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

(六)壮大实施机构队伍增强业务能力。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保险机构新设实施机构。指导金融机构利用符合条件的所属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开展市场化债转股,赋予现有机构相关业务资质。研究推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更多参与市场化债转股。支持各类实施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增强资本实力,推动实施机构与各类股权投资机构和社会产业资本合作,提高业务能力特别是股权管理能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七)拓宽实施机构融资渠道。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过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私募资管产品、设立子公司作为管理人发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方式募集股权性资金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类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筹集资金,鼓励符合条件的各类社会资金投向市场化债转股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八)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降杠杆领域。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积极为市场化债转股获取稳定的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提供支持。完善各类社会资金特别是股权性资金参与降杠杆和市场化债转股的引导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九)完善转股资产交易机制。研究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集中开展转股资产交易,提高转股资产流动性,拓宽退出渠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2018年底前)

(十)开展债转优先股试点。鼓励依法合规以优先股方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探索以试点方式开展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债转优先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一)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指导债转股实施机构和企业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在债转股协议中对企业未来债务融资行为进行规范,对企业资产负债率作出明确约定;推动将市场化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工作有机结合,推动企业改组改制,形成股权结构多元、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治理结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二)加强转股股东权益保障。针对转股企业存在的股东行为规范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问题,研究加强转股股东权利保护的政策措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2018年底前)

三、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

(十三)完善“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系。研究出台有效处置“僵尸企业”及去产能相关企业债务的综合政策以及金融等相关领域的具体政策,落实好有利于“僵尸企业”出清的税收政策,通过推动债务处置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最高人民法院、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2018年底前)。

(十四)破除依法破产实施障碍。推动各地建立政府与法院之间关于企业破产工作沟通协调机制,研究解决破产启动费用问题,协调解决破产程序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五)完善依法破产体制机制。研究总结依法破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建立关联企业破产制度,研究完善庭外重组制度和建立预重整制度,探索建立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机制,推动破产案件繁简分流;完善重整企业的信用修复机制;开展破产法规修订前期研究,适时提出修改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四、协调推动兼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

(十六)积极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深化产融合作,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并购重组中的主渠道作用;加大对基于产业整合的并购重组的支持力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七)多措并举盘活企业存量资产。指导企业积极利用产权市场转让质量效益不高、与主业协同度低或非主业、亏损企业等相关资产,有效回收资金;继续通过资金集中管理、两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压降等多种手段提高企业整体资金利用效率(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八)有序开展资产证券化。按照“真实出售、破产隔离”原则,有序开展信贷和企业资产证券化。(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十九)多方式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指导企业合理用好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形成合理的债务类型和期限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积极发展股权融资。加强主板、中小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等不同市场间的有机联系。稳步推进股票发行制度改革,深化创业板和新三板改革,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积极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优先股和可转债等股债结合产品,优化上市再融资结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五、完善降杠杆配套政策

(二十一)稳妥给予资本市场监管支持。对降杠杆及市场化债转股所涉的IPO、定向增发、可转债、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市场操作,在坚持市场“三公”原则前提下,提供适当监管政策支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二)提高国有资产处置效率。在严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前提下,对于纳入重点降杠杆范围企业的资产处置进行专题研究,予以支持。严格在法定时限内完成地方国有企业降杠杆涉及的国有资产审批事项,纠正不恰当升高审批层次的做法或不审批不作为的现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三)加强会计审计业务指导。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指导,严格按照相关业务规则提供审计服务。(财政部,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六、做好降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

(二十四)指导重点行业和地区开展降杠杆工作。对重点降杠杆案例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克服障碍推动实施;积极鼓励优质资产企业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债转股;继续推动优化债转股行业结构,引导实施机构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业和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指导重点地区降杠杆工作并开展深入调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五)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带动作用。及时分析总结降杠杆的典型案例及政府引导激励的典型做法,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以适当方式进行推广复制。(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六)强化监督约束确保有序开展。加强企业降杠杆特别是债转股的全过程监督检查,严格禁止对不适当企业进行债转股,防止违法违规操作,建立债转股相关主体记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二十七)继续做好宣传与舆论引导工作。继续开展降杠杆的正面宣传,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与热点问题,切实控制不实不良信息传播,加强与有影响力的外媒和有关国际组织沟通,创造良好的内外部舆论环境。(中央宣传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及各地区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间:持续推进)

国务院同意在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北京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近日,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就《批复》出台背景进行了解读。

发展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是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2015年起,连续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2015年3月和2016年1月,国务院分两批在杭州等13个城市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试区)建设。

商务部认真落实国务院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坚持问题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开展制度、管理和服务创新,探索形成了以“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和12方面成熟经验做法,并已面向全国复制推广。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成交额连续两年增长1倍以上,现已成为外贸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创新创业的新平台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载体。

跨境电商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仍处于高速发展期。在面向全国复制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基础上,新设一批综试区,有利于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新经验新做法;有利于逐步完善促进其发展的监管制度、服务体系和政策框架,推动跨境电商在更大范围发展;有利于培育外贸新动能,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附全文: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北京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

(国函〔2018〕93号)

北京市、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人民政府,商务部:

你们关于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在北京市、呼和浩特市、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南京市、南昌市、武汉市、长沙市、南宁市、海口市、贵阳市、昆明市、西安市、兰州市、厦门市、唐山市、无锡市、威海市、珠海市、东莞市、义乌市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名称分别为中国(城市名)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具体实施方案由城市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印发。

二、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综合试验区)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目标,复制推广前两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因地制宜,突出本地特色和优势,着力在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B2B)方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探索新经验、新做法。

三、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积极深化外贸领域“放管服”改革,以跨境电子商务为突破口,大力支持综合试验区大胆探索、创新发展,在物流、仓储、通关等方面进一步简化流程、精简审批,完善通关一体化、信息共享等配套政策,推进包容审慎有效的监管创新,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业态创新。同时,要控制好试点试验的风险。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交易安全、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的基础上,坚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为综合试验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四、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健全机制、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要在商务部等部门的指导下,尽快完善具体实施方案并抓好组织实施。要进一步细化先行先试任务,突出重点,创新驱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扎实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要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机制,根据有关部门的管理需要,及时提供相关电子信息。要定期向商务部等部门报送工作计划、试点经验和成效,努力在健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配套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各综合试验区建设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指导和服务。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究,创新政策措施,加强沟通协作,进一步为综合试验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商务部要牵头做好统筹协调、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适时对各综合试验区试点成果进行评估,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重大问题和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

要情文摘

创新不足,让我们的经济下行

中等收入牢笼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是一个致命武器,其有效伤害率超过九成。在中等收入牢笼的表象之下,核心本质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经济发育不足。后者的主要伤害包括:一是在传统要素经济因为成本上升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二是国际市场份额因竞争力下降而不断萎缩,国内经济与好的世界经济景气脱钩;三是社会资源大规模错配,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转为债务驱动型,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四是债务驱动型经济封杀了需求端扩张性宏观政策发挥空间,供给侧改革为成为唯一可选通道;如果改革失败,危机必将来临。上述四大危害正是让我国经济陷入举步维艰困境的主要成因。

一、中等收入牢笼的核心成因是创新经济发育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时髦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却并不太科学。按中文语意来理解,如果真是所谓的“陷阱”,一旦暴露了,人们就能绕道而行,就没有了任何风险。事实上,几乎地球人都知道存在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但绝大多数国家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却无法绕开所谓的“陷阱”而行。换句话说,这里存在的并非是“陷阱”,而是“牢笼”。所以,宜用“中等收入牢笼”来替代“中等收入陷阱”。

1、中等收入牢笼表面看是比较优势理论惹的祸

从先行国家的发展历史看,掉入中等收入发展牢笼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经济学惹的祸。客观地讲,人人都学点西方经济学有好处,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但实践也表明,不管实际国情地盲目相信和照搬西方经济学危害也巨大。

在这方面,拉美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拉美是“美国的后花园”。1823年,美国实际上还很弱小,制造业仅相当于英国的1/5左右,军事上陆军应该还不到7000人,但是时任总统门罗以国情咨文的形式宣布,拉美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就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由来)。从此之后,拉美就逐步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国后花园”。美国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不身临其境根本无法体会。

拉美国家除了古巴等极少国家自从独立之后,经济政策几乎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或者美国培育的经济学家来制订。在西方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指导理论就是比较优势理论(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根据这个理论,象拉美这样的资源丰富型落后国家,发展道路应该建立在廉价要素生产的廉价产品基础上,通过商品的低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找到自己一席之地,从而撬动经济增长。按照这个理论许多落后的国家确实都能够快速发展一段时期。但是,在笔者看来,其缺陷实际很明显:当一个国家的资源相对固化集中于廉价产品生产环节,从理论上讲,它就不可能成为富强的发达国家。同时,按照这一模式配置社会资源的国家,一旦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随着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等成本的上升,过去具有的产品低价格竞争力往往就会消失,经济增长“一夜之间”就会失去动力,陷入停滞状态。

很显然,比较优势理论只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可能相对更有效。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如果依然抱着比较优势理论不放,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带来巨大灾难。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即使你按照自身比较优势来自组织生产,其产品依然在市场缺乏竞争力。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就是中等收入牢笼之所以会出现的主要原因!拉美国家由曾经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普遍转为中等收入牢笼的捕获者,就是这一道理的明显例证。

2、中等收入牢笼本质上是创新经济发育不足带来的困境

在世界产业结构相对静态均衡时,站在全球视野看各国资源配置方式,比较优势理论应该比较有效。如果从动态视野看一个特定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它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当今世界上,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最好的无疑是那些发达国家。后者的成功绝对不是因为遵循了比较优势理论,而仅仅是因为始终坚持了一条原则:“只有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它们从很弱小的时候就开始、在科技发展方面根本就不具任何优势的时候就开始,坚持不懈地推动科技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它们来到中等收入阶段,传统经济因为成本和价格因素失去竞争力的时候,科技创新型经济就接过重任,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高度相同的:经济结构的内在模式都是“科技创新+产业”。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可能只有新加坡由于航运业太发达是一个例外,其他发达国家科技创新对GDP的贡献率高达70%以上,美国和德国高达80%,以色列甚至达到90%。所以,它们的经济都可以统称为“创新驱动型经济”,或者简称为“创新经济”。

与发达国家相反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上都是“要素驱动型经济”,或者说“要素经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的投入,科技创新贡献率都不超过40%。正是因为,它们是以要素经济为主体,来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随着要素价格的持续提升,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失去了竞争力。

二、创新经济发育不足让我国经济举步维艰

1、表面上看:中国还没有摆脱中等收入牢笼的阴影

所有的国家高速增长时期都是有限的,经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之后进入经济回落期是普遍规律。相关研究显示,对每个国家而言,经济由高速增长时期进入经济回落期的时点很重要。拉美国家的回落时点是人均收入为4000—6000国际元(2010年,下同),前苏东国家是人均收入5000—7000国家元,这些国家最后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没有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最后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都是人均收入超过11000国际元时才步入回落发展阶段。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中高速阶段大约在2010年左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明确宣布: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以内需为主,这实际上相当于告诉大家,我国经济将难以保持持续高速增长了。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2010年我国人均收入接近8000国际元。这一数据非常微妙,因为它既低于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回落时点的水平,又高于不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回落时点的水平。这也许在暗示我们: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上,中国一切皆有可能,既可能再现成功者的成功,也可能重蹈失败者的覆辙。

2、实质上看:创新经济发育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四大伤害

1)经济增长缺乏强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把几乎所有可用资源都用于打造中低端产业链条,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规模的生产中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但却有意无意间忽视了一个致命的死穴:这个世界工厂只建立在低价格这唯一一根支柱之上。然而,自从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所谓“民工荒”现象之后,我国低价格优势迅速削减。短短十几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3~5倍。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3~5倍。再加上土地和环境成本以更快的速度上升,靠低价格获得生存空间的企业在中国再也无利可图,纷纷离开我们而远去,传统的世界工厂开始分崩离析。

当传统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时,就需要有新经济来提供新动能。这些年来,中国的新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中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而闻名于世。但由于起步慢,底子薄,新经济总量依然较小。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徐宪春说,当前我国新经济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在上海、浙江、深圳等发达地区,新经济占GDP比重也只有30%多些。由此可以推断,全国的新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不到20%。

另外一种间接观测新经济规模的方法是,以新经济最集中的九大领域:节能与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科技服务与研发、生物医药、金融服务与法律服务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九大领域全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大约30%。

新经济发展不足本质上就是创新经济发展不足,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举步维艰的主要成因所在。按照中国科技部的说,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达57.5%,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一数据似乎没有得到公认,许多人都不清楚科技部的这一数据是如何测算出来的,而且这与上述新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完全不匹配。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数据值得信赖,相比通常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及格线70%,依然有明显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创新能力还不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却毫无疑问属于第一。2018年7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等组织发布了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在全球126个经济体中,中国首次进入前20名,位列17,一年内排名提高5位,是前20位中唯一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当然,中国创新排名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巨国效应带来的。从分项指标看,中国在研发支出、科技工作者和研发人员数量、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方面都在全球排名第一或者第二,显然很多程度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带来的效应。从人均水平看,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明显。

2)中国经济由世界的引领者开始退化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滞后者

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带动世界增长;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似乎与世界经济开始脱钩:世界经济企稳并2012年见底,2016年下半年开始显著回升;中国则持续下降到2016年,在2017年短暂回升一下,然后再次下行。

这背后的成因就是,由于我国生产成本上升,国际市场产品竞争力下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随之逐年递减。数据显示。自从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到次贷危机爆发,中国的外贸出口一直保持20%和30%以上的增长,是全球总增速的3-5倍。但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贸易出口经过几年大起大落之后,开始明显滞后于世界贸易的增长了。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球商品贸易总量分别增长1.7%和1%,我国商品外贸出口却为-2.9%和-7.8%。2017年以美元计,世界商品贸易额增长11%,我国出口增长7.9%。另外,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球70个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合计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只增长6.4%。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幅进一步下降为4.9%。由此可见,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已经持续慢于世界平均水平,开始给世界贸易“退后腿”了。

3)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转为债务驱动

2017年5月,国际评级机构穆迪28年以来首次下调了中国的信用评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的债务负担过重,这在未来会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去三年,我国总体的经济杠杆率以每年约20个百分点的幅度快速增长,目前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近日发布的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2017年度),2017年我国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为242.1%。其中,居民部门杠杆率49.0%,非金融企业为156.9%,政府为36.2%。

居民杆杆率快速上升,从2008年到2017年,杠杆率从18%上升至49%,已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对比其他国家,美国的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时间,而中国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其速度之快创下了人类历史记录。

企业负债主要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负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国有企业负债规模为99.72万亿,在企业债务中国有企业占了73.96%。国有企业每年仅仅还息最低就达到了4.89万亿,最高可能有7.21万亿。2017年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在扣除了经营中最直接的工料费之后,只能剩下1.5万亿的营业利润,根本就不够还利息。即使从全部企业情况看,按利率5.96%贷款,企业利息负担为GDP9.54%,今年上半年现价GDP增长9.8%。企业利润只刚好够还利息,真正实现了“全国人民为银行打工”的愿望。

政府显性债务杠杆率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约30万亿元,约占GDP的40%,是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最大部分。从各省市情况看,2017在全国36个省市(港澳台除外)中,仅仅只有6个省市是财政盈余,盈余总额约为3万亿,而其他31个省市的财政亏损总额则突破了5万亿;这其中的财政缺口已高达2万亿。

从上述数据可知,这些年来我国GDP 6%以上增长的背后是全国债务水平快速提升来支撑。

4)重新优化社会资源配资带来了“不合经济常识”的新的宏观政策

按照经济学原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用来“烫平经济波动”。在经济高涨期,宏观政策要适当抑制经济增长,以免经济过热;在经济低迷期,宏观政策要积极刺激经济增长,以免滑坡过快。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低迷时期,按照上述常识,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以刺激增长为导向。

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似乎恰好相反。2016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不懈的调控政策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其中的核心是“三去”,但它的政策效应不是刺激经济增长,而是抑制经济增长。

这些年,券商经济学家高善文有一个演讲很出名,题目是《被掩盖的增长》。在一项研究中,他把中国的工业企业基于各自的细分行业分成两个对比样本组。一组是受到供给侧改革影响的行业,作为目标组,包括煤炭开采、黑色矿开采、有色矿开采、非金属矿开采、造纸、石化炼焦、化工、化纤、黑色冶炼、有色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等11个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32%。另一组是对照组,包括其他没有受到供给侧改革影响的行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68%。结果显示,从“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以来,目标组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下降,从2015年底6.3%左右的水平,大幅减速到1%不到的水平,并勉强稳定下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照组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则随着世界经济好转,不断的加速上升。由此推断,如果没有供给侧改革等限产政策,我国GDP增速会从6.7%一路加速到超过7.5%。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供给侧改革政策帮了倒忙。

毫无疑问,高善文指出了一个正确的现象,但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新常态以来,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不能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下滑就对供给侧改革给出负面评价。同时,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并非只有限产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有鼓励创新创业带来的正面效应,这些年来新经济(正好都包含在上述对照组内)的快速发展也是供给侧改革带来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社会资源出现严重错配时,即使经济在持续下行,(只要社会还能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大规模刺激经济,否则只会带来大规模的债务。饮鸩止渴,透支未来,只能让未来的经济变得更加无可救药。在这种资源配资格局下,重新优化社会资源配资(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三去”政策是必须的选择。

这一点恰恰是经典经济学理论从来没有涉及过的内容。

三、中国如何走出中等收入牢笼的阴影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为创新经济营造发展土壤。创新经济与要素经济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是,后者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发展,前者却只诞生在创新型社会之中。创新型社会由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多元化并存的宽容型社会理念、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教育体系、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和法治环境、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与服务制度等一系列要素来构成,因而必须经过全方位的深化改革来完成构建创新型社会的使命。

其次,建立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型经济的支柱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融入全球产业大分工的前提基础之上,具体产业结构模式不仅与其在国际上的综合位势有关,而且与自身具有的要素禀赋密切相关,这些都要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美国和英国利用不同时期世界霸主地位在金融、文化和军工领域建立的的世界领先地位,其他非霸主国家难以与在这些产业(尤其是金融和文化产业)上与之匹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利用“高科技+自然资源”建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严重依赖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他国家也无法模仿。日本和德国既不是世界霸主,也不是资源丰富型国家,不约而同选择了制造强国的现代化之路,其发展模式实际上也应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程中主要参考的对象。                                               

稳外资政策措施密集落地

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稳外资被列入“六稳”之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任务。

【问题】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经济在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约四成比重,稳外资和稳外贸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当前形势下,要避免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风险,如何稳定存量外资以及如何吸引新增外资都成为重要课题。一方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威胁在加大,可能影响外资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不利于我国引资。另一方面,我国谋求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也离不开外商投资。我们希望通过扩大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推动外商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和投资全球化,稳定价值链体系,并促进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稳外资也有助于保持就业稳定。因此,在特定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稳定外资成为我国的一个重要选项。

【对策】今年以来,吸引外资系列政策不断加码出台。当前,具体政策已步入密集落地期。地方层面也开始紧锣密鼓部署引资新举措。

顶层设计层面,下一步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顶层路线图日前出炉。国务院6月15日印发《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等六个方面部署23条具体举措,同时明确了包括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30多个部门的职责分工。

7月底,我国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两张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相继实施,清单长度明显缩短,银行、汽车多领域大幅放宽外资准入。7月30日,商务部发布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征求意见稿,拟放松外资战略投资上市公司的规定,股份转让时限由此前3年缩短为1年。

与此同时,地方也在紧锣密鼓加快部署。7月10日,上海对外发布“对外开放100条”,聚焦金融业开放合作、构筑更加开放的产业体系、建设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打造进口促进新平台、创造一流营商环境等5个方面。开放举措中,金融开放比重最大,90%以上可在年内实施。

北京也于日前印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行动计划,包括构建推动减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更大力度扩大对外开放、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9大改革方向117项具体举措。其中关于开放的有18条,包括鼓励外商投资高精尖产业、加快首都金融业开放步伐、深化海关通关一体化改革等。

此外,包括广东、广西、青岛、深圳、成都等多地也都将扩大开放、吸引外资作为下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例如,成都日前召开的对外开放大会上就提出,拟实施跨国公司“精准引进”“总部提升”“增资激励”三大计划。

降杠杆工作将稳步推进

日前,国家威尼斯官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指出,要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深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协调推动兼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以及完善降杠杆配套政策。

【问题】企业杠杆率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超出了多数主要经济体。由于企业杠杆率水平偏高,有储蓄率高、间接融资比重高等特殊国情因素,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高杠杆所蕴含的风险因素也不容忽视。近年来,由于企业杠杆率高企,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债务负担沉重。在国际经济环境更趋复杂、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剧,一定程度上导致债务风险上升,并存在沿债务链、担保链和产业链蔓延的风险隐患。

【对策】在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方面主要做到以下五点:

一是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区分不同行业、企业类型设置资产负债率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科学评估超出预警线和重点监管线企业的债务风险状况,根据风险大小程度分别列出重点关注和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并明确其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和时限。

二是加强金融机构对企业负债的约束,通过债权人委员会、联合授信等机制以及银行对企业客户开展债务风险评估等方式,限制高负债企业过度债务融资。

三是完善国有企业资本管理机制,进一步夯实国有资本,明确国有企业资本补充的条件、标准和资金渠道,支持国有企业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本、充实资本实力、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

四是健全企业债务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分行业、分地区定期对企业杠杆率和债务风险进行动态监测。重点做好大型企业债务风险监测,加强涉企信息整合和共享,对高负债高风险企业建档监控,做好风险防范预案。

五是完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联合处置机制。对发生债务风险的大型企业,引导各市场主体及早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协商处置,避免损失扩大。对潜在影响较大的债务风险事件,相关部门要联合开展协调,确保依法合规处置,提高处置效率,防止风险蔓延。

同时,鼓励依法合规以优先股方式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探索以试点方式开展非上市非公众股份公司债转优先股。

加快推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2018年底前完善“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政策体系;此外,还将完善依法破产体制机制,开展破产法规修订前期研究,适时提出修改企业破产法。

协调推动兼并重组等其他降杠杆措施,做好降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

积极财政政策致力于高质量发展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

政策背景:随着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是硬要求,国家也在逐步淡化GDP增速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可以容忍经济失速下行。考虑到十九大提出的阶段性目标,叠加我国正处在内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外部应对贸易摩擦的关键时期,稳定的经济增速尚属必需。因此,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就成必然。

政策内容: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聚焦减税降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创新和稳定就业上。一是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在确保全年减轻税费负担逾1.1万亿元的基础上,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将再减税650亿元。二是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网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基本完成,尽快释放政策红利。三是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努力实现每年新增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1400亿元贷款目标。对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费用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给予奖补。四是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

政策意义:与传统扩张性政策不同,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政策建议:积极财政政策加力,还要通过创新更好地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不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外,还要体现在民生领域,包括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财政都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既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国办发文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对新时期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作出部署。

《意见》提出,建立严格规范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是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推进医疗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要坚持“政府主导,综合协调;依法监管,属地化全行业管理;社会共治,公开公正;改革创新,提升效能”的原则。

《意见》强调,要着力加强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要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主导责任、落实医疗卫生机构自我管理主体责任、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加强社会监督,推动形成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格局。

二是加强全过程监管。要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要素准入,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监管,严格落实质量和安全管理核心制度;加强医疗卫生机构运行监管,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要求;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监管,提升服务水平;加强从业人员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业秩序监管,建立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健康产业监管,建立健全包容审慎有效的监管机制。

三是创新监管机制。要完善规范化行政执法机制,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对重点机构加大抽查力度;建立健全医疗卫生行业信用机制,加强信用记录应用;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定期公开相关信息;建立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发现问题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形成网格化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监管方式;建立综合监管结果协同运用机制,统筹运用监管结果。

《意见》强调,加强综合监管制度建设的保障落实。要落实部门责任,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建立权威有效的督察机制。要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强队伍和能力建设,加强宣传引导,动员社会各方共同推进综合监管制度建设。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印发实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针对突出问题,呼应群众需求,指导、推进加大执法力度,充分运用“互联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知识产权监管方式,有效保护来自国内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方案》。

《方案》将“互联网+”作为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改革的重要手段,创新执法指导和管理机制,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知识产权侵权假冒的在线识别、实时监测、源头追溯中的作用,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提升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的效率、力度及精准度,科学推进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增强知识产权领域治理能力。

《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一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工作目标;二是主要任务,包括建设基础数据库、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等技术支撑体系,建立侵权假冒线索检测启动与推送、智能检测与人工判断衔接、涉外侵权假冒信息分析处理等核心运行机制,推进有关地方与单位、重点领域与环节的试点工作等内容;三是工作运行体系,包括对国家局有关部门与单位、地方局等机构、维权援助中心、保护中心与快维中心、咨询专家、志愿者等各方职责的划分;四是工作进度,各项任务要求两年内完成,分为研究与准备、开发与试点、总结与推广三个阶段;五是工作保障,包括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投入实效、加强监督考核、强化信息安全、健全制度规范、加强宣传培训。

《方案》在起草过程中,通过实地调研、专家座谈、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了有关地方局、互联网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及局内部门等各方意见,组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对技术路径的可行性进行了深入论证。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抓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建好线上线下联动、跨地区跨部门协作等机制,突出重点,强化保障,注重融合,加强协调,有效打击重点领域侵权假冒行为,积极促进扩大开放,营造更加良好的创新、投资和营商环境。

两部门加强失信主体信用监管

近日,国家威尼斯官方委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对失信主体加强信用监管的通知》。《通知》明确,督促失信主体限期整改,规范开展失信提示和警示约谈,有序推动失信信息社会公示,加强失信信息广泛共享,追溯失信单位负责人责任等。文件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截至2020年12月31日。

《通知》指出,要建立失信行为限期整改制度。对可通过履行相关义务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失信主体,认定部门(单位)应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整改期限与失信信息原则上要向社会公示,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公示的,要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共享。认定部门(单位)可结合实际以适当方式督促失信主体在规定期限内整改。整改到位后,失信主体可提请认定部门(单位)确认;整改不到位的,认定部门(单位)应启动提示或警示约谈程序。

同时要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基础,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地方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整合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失信信息,记于同一主体名下,建立完整的主体信用档案。国家和地方各级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要将归集整合后的信用信息与各级政府部门和参与联合惩戒的实施单位充分共享,为跨地区、跨部门协同监管、联合惩戒提供支撑。加强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保护,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此外,《通知》强调,要建立失信单位负责人责任追溯制度。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被列入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的,要对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失信信息作为评价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信用状况的重要依据,纳入个人信用档案,并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对失信单位实施联合惩戒的同时,建立对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和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的联合惩戒机制。

政策借鉴

上海即将实施“健康服务业50条”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翁铁慧副市长介绍了最新制定的《关于推进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相关情况。《意见》由总体要求、重点领域、市场体系、政策支持四方面50条构成(简称“健康服务业50条”)。这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首个省级健康服务业发展政策,即将正式公布实施。上海将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进一步提升申城医疗服务能级及核心竞争力。

上海制定本次“健康服务业50条”,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也是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全力打响“四大品牌”尤其是上海服务品牌的重要抓手。上海力求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健康服务产业体系,以此来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

在总体要求部分,明确了《意见》编制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未来产业体系构架,强调多措并举打造以人才为核心、机构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的健康科技创新体系;鼓励形成一大批高水平、有特色的社会办医品牌,构建与卓越全球城市相匹配的高品质健康医疗服务业体系,并提出了到2035年分三步走的目标任务。在重点领域部分,主要聚焦健康医疗、健康服务、健康保险三大领域,分门别类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配套措施。在市场体系部分,立足于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支撑有力、监管从严的健康服务业市场体系,突出进一步加大高水平医疗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健康科技支撑体系、加快金融保险服务创新、促进合理健康消费、推进“放管服”改革等方面工作。在政策支持部分,从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杠杆作用、合理减轻机构和企业税费负担、加强建设用地保障、加大健康信息化支撑、厚植人才优势等方面,明确了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保障机制。

健康服务业涉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健身产品、健康保险等支撑产业,门类众多。上海抓准健康医疗、健康服务、健康保险三大重点领域,形成政策聚焦,力求重点突破。其中:

关于健康医疗,将以健康医疗服务集聚区建设为依托,以需求为导向,鼓励发展一批国际化、特色化、高水平的社会办医疗机构。

关于健康服务,主要是促进健康与互联网、旅游、养老等融合发展,依托信息技术等发展覆盖全生命周期、高质量的健康管理和服务。

关于健康保险,注重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服务链中的资源整合作用,将健康保险打造成为医疗健康服务需求的入口,促进完善健康服务链。

与此同时,上海将通过“制度+科技”,构建基于信息化的健康服务全过程监管体系,维护健康服务市场秩序。近年来,上海在推进医务人员CA认证,实现对医务人员关键环节执业行为的动态过程监管的同时,还建立了医疗服务信息便民查询平台,通过提供官方权威信息,提升医疗服务信息透明度,引导公众合理就医行为。

《意见》指出,上海将以信息化运用为手段,全面构建诚信管理、分类监管、风险管控、联合惩戒、社会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管体系,推动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建立卫生、医保、工商、民政、食药监、质监、公安等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

同时,上海将进一步建立、完善医疗机构、医师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制度,以及不良诚信医疗机构黑名单制度,形成医疗市场退出机制。对于严重违规医疗机构,要坚决予以取缔、强制退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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