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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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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17期

  • 发布时间:2018-08-07 11: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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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17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87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国务院: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证监会:修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财政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魏际刚:从战略高度重视工业设计产业发展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六大信号

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最大驱动力

要情文摘

  三季度货币政策定向更宽松,财政政策更积极

下半年经济以“稳”为主,去杠杆不动摇

国有资本公司将分投资、运营两类进行改革试点

国务院出台政策落实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营商环境改善提升外资来华热情

国务院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国务院发文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央企违规经营投资将分级分层追责

内部报告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未来走势及中国位势


 

经济分析

国务院: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转变“向海索地”的工作思路,统筹陆海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实现海洋资源严格保护、有效修复、集约利用。进一步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活动,有利于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有利于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有利于构建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知》重点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政策要求:

一是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严格审批程序。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涉及围填海的按程序报批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二是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在2018年底前完成全国围填海现状调查,查明违法违规围填海和围而未填情况。沿海各省(区、市)要结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确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2019年底前制定好处理方案。对合法合规项目,已经完成围填海的原则上应集约利用;在2017年底前批准而尚未完成围填海的,最大限度控制围填海面积。对违法违规项目,开展生态评估,进行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对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坚决予以拆除。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降低、海岛现有砂质岸线长度不缩短。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将亟需保护的重要滨海湿地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纳入保护范围。积极推进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逐步修复已经破坏的滨海湿地。

四是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和围填海管控长效机制。对全国湿地逐地块调查,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滨海湿地及自然岸线的动态变化。严格用途管制,将滨海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敏感、自净能力弱的海域实施围填海行为,严禁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在滨海湿地布局。加强围填海监督检查,把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纳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督察重点事项,加大督察问责力度,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2018年下半年启动围填海专项督察“回头看”,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证监会:修改上市公司退市制度

近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对2014年《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退市意见》)进行修改。

上市公司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2014年《退市意见》发布以来,已初步形成包括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在内的多元化退市指标体系以及较为稳定的退市实施机制,对于进一步健全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功能,实现上市公司退市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常态化具有重要意义。证监会在总结《退市意见》实施以来经验的基础上,贯彻落实《证券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内容,提高规则的可操作性,强化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对《退市意见》进行了修改。

根据《证券法》规定和实践需要,这次修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完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主要情形,明确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的基本制度要求。二是强化证券交易所的退市制度实施主体责任,明确证券交易所应当制定上市公司因重大违法行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实施规则。三是落实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主体的相关责任,强调其应当配合有关方面做好退市相关工作、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

这次对退市制度的修改完善,对于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塑造理性投资文化,形成优胜劣汰的良好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对有关重大违法公司,特别是严重危害市场秩序,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坚决依法实施强制退市。

上市公司退市涉及诸多方面。为做好对重大违法公司的强制退市实施工作,有关方面将加强统筹协调与工作配合,全面贯彻落实《证券法》和《退市意见》等相关规定,充分发挥退市制度积极作用,努力维护市场稳定,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退市改变了公司股票交易转让的方式,但公司本身仍然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本着对职工负责、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履行公司退市后正常生产经营的各项职责。

财政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7月26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财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今年以来,全国财政运行情况良好,财政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进一步加大,各项减税降费措施正按计划推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刘伟表示。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018年经济发展目标,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安排20.98万亿元,增长7.6%;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保持上年规模。另安排不列入赤字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3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500亿元。今年1—6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已经超过了序时进度。

“在保持较高财政投入力度和支出强度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体现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上。”刘伟介绍,2013—2017年,实施营改增改革已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

今年以来,持续推进增值税改革,降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增值税税率。据税务总局统计,截至5月底,增值税税率调整共涉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895万户,与调整前相比,改革首月即实现净减税348亿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减税降费1.1万亿元,这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王建凡介绍,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门迅速行动,抓紧制发操作文件。目前,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收费、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鼓励创业创新等减税措施已基本落地,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工作正有序开展,个人所得税改革正在履行修法程序。

减税降费政策还包括出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从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减轻企业创新税收负担;对载运货物的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

“上述政策主要聚焦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鼓励创业创新,降低企业成本。这些政策重点突出,点面结合,对激发市场活力,降低企业负担,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建凡说。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引导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近年来,在减税降费的同时,财政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在支持创业创新发展方面,2015年以来,财政部会同工信部、科技部等部门,分两批支持了30个示范城市开展“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初步统计,首批15个示范城市的小微企业在三年示范期内累计新增就业669万人,年均增长12.9%。

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方面,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2013—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约440亿元,支持数十万家(次)小微企业获得低成本贷款,惠及就业人员约1500万人次。

同时,对重点领域和产业的扶持投入,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撬动民间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为支持引导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今年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集中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降低政策门槛,取消小微企业不能同时享受担保和贴息的限制,将对小微企业新招用员工比例的要求由30%降为25%。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财政政策要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财政部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聚焦减税降费,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创新和稳定就业。”刘伟表示,在确保全年减轻税费负担1.1万亿元以上的基础上,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进一步减税,2018年至2020年底,将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步测算全年减收650亿元。

二是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网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基本完成,尽快释放政策红利。

三是助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加快组建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落实不低于600亿元基金首期出资,协同省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壮大,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努力实现每年支持15万家(次)小微企业和新增1400亿元贷款的政策目标。对地方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规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用取得明显成效的予以奖补。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出台操作办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由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

四是加强相关方面衔接,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

“保持一定的支出强度,保障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民生的投入,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刘伟表示,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35万亿元,连同一般债券8300亿元,都是确定了重点支出方向的,要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以及精准扶贫、生态环保、棚户区改造等重点领域,优先用于在建项目平稳建设。

“发行1.35万亿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这是在财政赤字外的一个制度安排。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地方政府债券都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限额之内的,不是地方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必须严格控制在法定限额以内。”刘伟强调,在国家确定的重点支出方向上,债券资金要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融资需求,不能超越财力水平盲目铺摊子,要避免新增隐性债务。

魏际刚:从战略高度重视工业设计产业发展

工业设计是工业经济的价值内核,是对工业产品的功能、结构、流程、外观、原型等进行整合优化的创新活动。工业设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制造分工链条上游的高附加值环节。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创造产品差异化,推进技术市场化,提升产业附加值,优化和再造产业体系。

一、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工业设计产业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制造业的品种开发、原型培育、附加值提升以及制造流程优化等方面还存在若干突出问题。

(一)设计体系不完善,专业技术能力不强。一方面,欠缺完备的工业设计技术体系。作为典型的智力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业态,工业设计的知识管理与技能管理在我国制造企业中还处于较低水平,现代工业设计的流程与方法还未在企业的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导致传统制造企业试图借助设计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时,往往难以有效培育、开发、整合和应用设计创新要素,消费市场中的设计需求无法有效导入产品的实际开发过程,工业设计总体还处于制造企业产品开发过程的“体外循环”。另一方面,缺少自主设计原型与生活方式模型研究的有效支撑。工业设计通过推进技术市场化、创造产品差异化、提升产品价值含量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对于自主设计原型与生活方式模型的研发与储备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设计创新的质量与深度。由于我国制造企业尚未广泛触及产品价值内核层面的构建,造成大量企业的工业设计创新长期停留在产品外观样式或服务表现形式等较浅层面,欠缺设计原型与生活方式模型对于产品功能结构与体验方式的深层次研发和创新,致使产品同质化的问题日趋严重。此外,设计领域的行业领军企业与领军人才总体上比较匮乏,我国缺少如苹果、索尼等设计驱动型制造企业以及IBM、甲骨文等提供一体式创新解决方案的品牌服务型企业,也缺少如飞利浦·斯塔克、深泽直人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巨匠。

(二)企业应用意识不足。一是大量国内制造企业长期以来形成了“引进——消化”的思维惯性,在产品设计环节产生了严重的模仿与抄袭依赖,工业设计始终未能真正纳入产品研发的成本结构,尤其欠缺在品种开发、原型培育、用户体验、制造流程优化等深层次的研发与筹备,导致设计环节成为仿制和简单改良的温床。二是功能性消费形态下相对单一的技术指标及其营销反馈成为普遍性的产品评价标准,企业管理者并未真正认识到在服务与体验消费形态下设计创新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和创造新兴消费市场的重要作用。

(三)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一方面,工业设计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总体上还比较松散,现行的管理与评定办法未能有效遏制设计模仿与抄袭现象。以外观专利为例,尽管近年来我国外观专利年均增长率超过30%,但由于专利条款设置上尚存在大量如仅限定产品造型细节的视觉性雷同数量等相对模糊的规则,使得设计抄袭、品牌模仿等现象因侵权成本过低而成为常态,造成企业的产品设计研发投入难以在市场运行中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增值,严重削弱了这些企业进行设计创新的积极性,也使得大量与设计体验密切相关的制造业领域往往陷入低质低价的恶性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工业设计的统计体系尚不成熟,很多地区尚未明确工业设计的统计分类,针对设计从业人员也缺少规范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导致其专业化上升空间严重受限,劳动报酬与相关行业相比处于较低水平,人才流失的现象严重。

(四)政策环境亟待改善。尽管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重视工业设计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但“技术驱动型制造企业”和“加工驱动型制造企业”仍普遍处于低附加值产品输出的旧有模式,未能找到实施工业设计创新与品牌化发展的有效路径,亟待加强针对设计技术体系与制造体系对接的政策部署。同时,由于工业设计属于工业与文化交叉领域,多头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同时期、阶段的政策缺乏系统性与连续性。此外,对大量中小微制造企业而言,导入工业设计创新仍需要借助有效的公共服务平台与金融平台来降低研发成本,现有政策体系对此部署不足。

二、促进我国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研究制定工业设计产业发展战略。在学习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设计强国经验的基础上,我国要着力发挥好大国大市场以及制度优势,加快研究部署工业设计产业体系,明确总体任务与阶段性推进目标,借助已有产业规模基础,使工业设计的产业化发展能够从系统创新、集成创新的高度对接创新驱动与制造强国战略。在发展方略上,要以推进居民消费品领域、机械制造领域和装备制造领域的产品价值含量与品牌竞争力为先导,以技术驱动和加工驱动两类制造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进一步深化工业设计产业化发展顶层部署,实施跨领域、跨地域的设计产业发展联动与设计创新合作项目。依托国家品牌体系建设,将工业设计产业化发展与国家品牌工程紧密对接,为文化、科技、金融与工业设计的融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二)完善现代工业设计产业体系。积极引导工业设计产业面向制造强国战略和“互联网+”经济生态进行布局,针对高端制造、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建立“设计+”价值提升体系,使工业设计充分发挥价值撬动与价值增值功能。在此基础上,高度注重培育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设计原型,从概念、研发、测试、制造、物流、营销等全流程建立工业设计集成创新机制,建立现代工业设计技术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管理体系与政策体系,使之能够为未来制造经济和服务经济提供创新支撑。为应对工业设计产业化初期的各类挑战,要加大对工业设计所需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建立工业设计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以服务企业设计过程。

(三)形成有利于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要为制造领域特别是中小微制造企业营造实施工业设计创新的良性市场环境,重点在知识产权、行业标准、企业合作、资格认定、信贷担保、投融资等环节加大法律与制度保障,明确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权责与行为规范,建立更具活力、更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提升不同类型企业自主研发、采购和应用工业设计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重点扶持工业设计领军企业和品牌制造领军企业,重视其先导示范与引领带动作用。政府在工业领域聚焦战略的顶层设计、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职能,将商业模式构建和创新模式搭建, , , 交由企业自行探索和建设。加快落实和规范工业设计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定工作,集中培养一批工业设计领域的高层次专业领军人才。

(四)多方面降低工业设计产业发展的成本。一是培育文化消费与品牌消费市场,强化市场要素配置,降低工业设计创新的市场配适成本;二是立足国情与地区发展特性,出台国家和区域性工业设计产业扶持政策,降低工业设计共性技术研发与产业培育成本;三是依托各地工业设计协会与社团组织,搭建工业设计创新的供需对接与服务中介网络,促进各类型制造企业与专业工业设计公司开展定向性、长期性合作,完善国有企业购买专业设计服务的招投标工作规范,降低企业设计资源对接成本;四是降低企业决策咨询成本,引导企业管理者注重设计创新与设计应用,推动企业建立现代工业设计管理和技术体系,将工业设计深度应用于企业的概念研发、产品制造、质量控制、品牌构建、消费体验以及企业文化价值塑造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之中。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六大信号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半年中国经济如何延续稳中向好态势?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如何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释放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六大信号。

信号一:“稳”字当头提高政策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

“上半年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态势。”会议在肯定上半年经济成绩的同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

“整个会议贯穿着积极主动应变的思想,强调‘稳’字当头,这将是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和主旋律。”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说。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会议提出的六个“稳”字备受关注。

而对于下半年宏观政策动向,会议明确,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此外,会议强调,要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面对外部不确定性,当前关键是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为中国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形成良好预期。

信号二:补足短板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

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扩大内需是关键。

会议指出,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这释放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明确信号。”王军说,短期在需求调控上加大力度,中长期将继续通过改革手段深化供给侧结构调整。

张燕生认为,补短板要着力在创新、绿色、民生等领域鼓励形成新的投资需求,同时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推动形成民营、国有、外资共同投资的良好环境。

不过,专家也提醒,现阶段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要在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指引下,从财政可持续的角度,选择既有利于稳定当前,更有利于未来供给侧结构优化调整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推进。

“下一阶段去产能要侧重打通制度梗阻,解决僵尸企业处置进度缓慢、企业效率不高等深层次问题。”王军说。

信号三:防范风险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随着去杠杆稳步推进,金融如何既有效防范风险又服务好实体经济,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会议要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

“‘稳金融’就是要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随着结构性去杠杆稳步推进,上半年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但杠杆结构仍面临一些问题,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容忽视。这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优化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

专家认为,流动性合理充裕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现在实体企业融资面临的不光是资金总量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疏通资金的传导机制,确保资金精准投放到薄弱领域。

会议提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

“金融机构传统的服务模式往往不能适应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这需要进一步激发金融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小微金融的服务中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说。

信号四:破解难题坚定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经济活力

今年以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深入,激发了发展动力。根据会议,下半年,推进改革开放,要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

“一方面要聚焦‘重大’,一方面要着眼‘管用见效’,找到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土地制度等领域影响深远又能较快见到实效的改革举措。

会议提出,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精心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研究员汪红驹认为,要尽早尽快落实已经确定的重大开放政策,加快推进负面清单政策落地。同时要在政府服务、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要素价格、产业政策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办好进口博览会,进一步释放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

信号五:遏制涨价坚定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

今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表现总体稳定,但结构性矛盾仍突出,一些热点城市房价涨幅较高,下一步楼市调控动向备受关注。

对此,会议明确提出,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此次会议强调遏制房价上涨的调控目标,在当前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下释放出中央高层坚定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此次会议强调,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倪鹏飞认为,这表明当前关于房地产形势和问题的判断,以及解决问题的调控措施和制度机制已取得广泛共识,意味着决定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关键性基础制度将加快出台。

信号六:稳定就业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52万人,重点群体就业基本稳定,但就业仍面临压力。

根据会议,下半年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国家威尼斯官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巡视员哈增友说,国际贸易摩擦等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带来不确定性。要守住就业的基本盘,关键靠经济增长。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形势的监测分析,完善政策储备。

“高质量的就业来自高质量的产业结构。”李佐军说,一方面,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新动能,通过双创等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会议还提出,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强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做深社会稳定工作。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保持支出强度,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民生的投入强调发挥支出效益。                        

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最大驱动力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2018年版近日发布。BP中国新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显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超过其十年平均增速。在中国煤改气的推动下,天然气成为了能源增长的最大来源,可再生能源继续增长。

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超过其过去十年平均增速

BP集团首席执行官戴德立表示:“2017年,能源市场的结构性力量将继续推动全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但一些周期性因素让部分过去几年所取得的成果放缓甚至是倒退。正是这些因素,加之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得碳排放在经过了三年的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后出现了显著增加。”

数据显示,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需求增长的带动下,全球能源需求继续增长;由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活动加快,以及中国一些能源密集型产业的产量回升,能源效率方面的成果有所放缓;由于印度和中国的需求不断增长,煤炭消费量在过去四年来首次增加;据估算,在经历了三年的低增长甚至是零增长后,碳排放量增加。

2017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了2.2%,高于其过去十年均值1.7%。之所以出现这一高于历史趋势的增长,是因为发达国家更加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改善能源强度的步伐放缓。

全球石油需求增长1.8%,但石油产量的增长已经连续两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他10个同意减产国家的石油产量有所下降,而其他产油国则迎来了产量增长,特别是来自于由美国致密油驱动的产量增长。石油需求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大于产量,因此经合组织的库存回落至较为正常的水平。

全球煤炭消费量增长了1%,即2500万吨油当量,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增长。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印度(1800万吨油当量),而中国的消费量在2014年至2016年的连续下滑后有所回升(400万吨油当量)。全球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下降至27.6%,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世界煤炭产量增长了3.2%,即1.05亿吨油当量,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戴德立说:“本年度的《年鉴》首次关注电力部门的能源结构,其结果令人惊讶——煤炭在发电中所占的比重较二十年前并未发生改变。电力系统必须实现脱碳。未来数十年降低碳排放的最有效途径是实现电力领域的碳减排。”

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最大驱动力

2017年是天然气强势增长之年,全球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3%,即960亿立方米,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消费量增长由中国(增加310亿立方米)、中东(增加280亿立方米)和欧洲(增加260亿立方米)所带动。美国的天然气消费量下滑了1.2%,即110亿立方米。

中国天然气需求急剧增加是推动全球天然气消费量上涨的最主要因素。由于中国政府推行鼓励煤改气的政策,中国的天然气消费量增长了15%。中国是全球天然气消费的最大驱动力,占2017年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的32.6%。

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长了4%,即1310亿立方米,几乎是十年平均增速的两倍。俄罗斯是增长最显著的国家,其产量增长了460亿立方米,伊朗次之。天然气贸易增长了6.2%,即63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贸易的增速超过了管道天然气。天然气进口量的增长主要由澳大利亚和美国的LNG,以及俄罗斯的管道天然气所带动。

“中国在全球低碳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BP中国区总裁杨筱萍指出。

数据显示,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占全球能源消费量的23.2%和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33.6%。中国引领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占全球增长的36.0%。在可再生能源中,太阳能消费增长最快,达76%。

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17%,即6900万吨油当量,高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增速,是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可再生能源增长的一半以上由风能贡献,太阳能也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增量,尽管其仅占总份额的21%。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了2500万吨油当量,创下中国有史以来的新高;就单一燃料而言,这同时也是单个国家对全球一次能源增长的第二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中国对天然气增长的贡献。

2017年,全球水电仅增长了0.9%,低于过去十年来2.9%的平均水平。中国的增长创下自2012年以来的新低,而欧洲的水电总量甚至下滑了10.5%,即1600万吨油当量。(中国经济新闻网)

要情文摘

三季度货币政策定向更宽松,财政政策更积极

今年我国的经济可以说开局大吉,一季度经济形势超出市场预期,去杠杆、控风险有条不紊推进。但是,进入二季度中国经济面临内外不确定性增多,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变化牵动市场敏感神经,此时,为了应对市场的变动性,采取一些相机抉择的措施也无可厚非,但是,在去杠杆、控风险等改革尚未成功的前提下,政策的变动稍有不慎不但前功尽弃,还会集聚更大的风险,政策的微调是一种必然,也在考验决策者的智慧。

一、二季度货币政策整体依然偏紧,三季度定向宽松是大概率事件

二季度的货币政策在一季度经济环境向好的背景下,依然呈现强监管和去杠杆的特点,货币投放增速持续降低,但是投放结构有所优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投放,货币政策在整体偏紧的情况下,体现出结构性宽松。三季度随着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定向宽松的幅度应该会加大。

(一)二季度货币投放继续体现强监管和去杠杆的特点

自金融强监管、减通道、去杠杆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速于2017年5月跌破10%,仅保持个位数增长,至2018年5月已整整一年。根据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77.02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1.1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去杠杆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8.76万亿元,同比多增5548亿元。从结构看,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96.3%,同比高22.5个百分点。但是受监管带来的影响,5月表外融资大幅下降,社融增量降至7608亿元,较4月腰斩,为2009年来的历史同期次低值。社融增量下降是金融去杠杆效果的进一步显现,主要是表外融资萎缩,表内融资保持平稳,同比略有收缩。金融强监管在缩短了资金链的同时,也导致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有所减少,加剧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流动性风险。但是,货币政策显然不会就此大幅放松,否则金融去杠杆可能前功尽弃。不过,金融监管在抑制资金空转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银行对其他金融部门债权增速逐步下降,金融体系内部资金流转压缩,资金更多地直接流向实体经济,M2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提高。

(二)二季度货币政策体现结构性宽松

为了避免“紧信用+金融严监管”双重施压让实体经济出现失速的风险,货币政策需要定向微调,以避免出现控风险带来的风险。同时,货币政策的定向微调也有利于风险集中的银行部门降低成本。6月24日,央行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决定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降准,此次降准释放资金共约7000亿元,有利于增加银行低成本可用资金,并辅之以其它措施,将促进债转股加快实施和增加小微企业融资。此次降准在市场预期之内,当下时值年中,社会融资规模新增量较低,且存款新增量也有所下降,资金面较为紧张。银行业无法支持实体经济贷款,此时降准正逢其时。监管层希望通过降准来达到时间换空间的目的,不能因为控风险而产生新的风险,尤其是当前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稳定市场预期非常重要,谨防风险叠加效应的出现。

(三)三季度货币政策结构性宽松的力度将会加大

三季度随着实体经济可能出现的进一步下滑,外部形势依然严峻,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化趋势,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的新关系,共同决定了货币政策取向的预调微调,这也是相机抉择的应用。所以,7月23号的国常会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同日,人民日报更是发布了头版资讯,“去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明显放缓。2017年杠杆率增幅比2012—2016年杠杆率年均增幅低10.9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杠杆率增幅比去年同期收窄1.1个百分点。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杠杆从“去”到“稳”,一字之差,意义深远,因为“去”阶段的政策与“稳”阶段的政策显然是有所差别的。因此,三季度不排除进一步降准的可能性。但是,即使降准,仍是定向的、结构性的,主要是对冲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定向降准与降息来降低企业部门的融资成本,减轻债务负担,在宽松环境下渐进式的去化债务杠杆。同时以长期的债转股、供给侧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彻底转变过度依靠债务驱动经济的发展模式。货币政策全面放松、大水漫灌的可能性仍然不会出现。虽然贸易保护对全球通胀有推升作用,但在我国货币增速持续低位与内需下降大背景下,未来CPI上涨压力不大,对货币政策不形成掣肘。M2仍将会位于8%-9%低位区间,金融强监管、减通道、去杠杆仍会继续,但是去杠杆的边际力度逐步趋缓,相较于此前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央行可更多地考虑相机抉择,使货币政策更趋稳健中性。社融将进一步企稳,表外融资将进一步向表内转移,信贷对实体经济支持将增强。

二、下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仍会加码

(一)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快于去年,支出增速低于去年

财政收入方面,2018年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890亿元,同比增长1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4441亿元,同比增长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91629亿元,同比增长14.4%;非税收入12702亿元,同比下降10.8%。税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6.6%,国内消费税同比增长17.4%,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2.8%,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20.3%。其中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大幅超去年同期,增值税增长主要受营改增影响,营业税收入全部划入增值税,再就是部分企业效益的提高;而消费税的增长主要是来自烟酒、化妆品和汽车等销量的增长。但是,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美国大力减税,我国个人和企业税收的大幅增长饱受社会诟病。

财政支出方面,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1592亿元,同比增长7.8%,为年初预算的53.2%,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0.1个百分, 点。, 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15371亿元,同比增长8.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6221亿元,同比增长7.8%。从支出结构看,科学技术支出增速最快,为3644亿元,增长25.4%,其次是债务付息支出3660亿元,同比增长19%。位列第三四位的是节能环保支出增长16.3%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1.3%。反映出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加大,债务负担较重,同时,环保和社会保障支出仍是重点。

(二)三季度财政收入会下降,但是支出增速可能会加快

由于从5月1日起将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将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等措施持续发力,叠加下半年其他多项减税政策实施,预期税收收入增势或有所放缓。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8000亿元减税目标来看,未来还有持续减税空间,尤其是结构性减税。减税的重点是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以及共享经济、信息经济等新业态。6月28日财政部发布通知,2018年对部分行业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包括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电网企业。预计这部分退税规模达千亿元以上,减税降费是下半年财政政策的重要看点,政策微调的主要受益对象是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居民部门和小微企业,这对实体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居民消费都形成积极影响。

财政支出方面虽然上半年月地方财政支出进度加快,但是中央财政支出进度较慢。财政支出的增速也远低于去年,下半年随着经济有可能出现的压力加大,财政政策存在加码空间,尤其是季度末的考核时点,财政支出增速可能会出现跳升。尤其受中兴事件的影响,我国在未来财政支出中投入技改的资金会加大。

另外,针对当前中美贸易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风险,也有更多强调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呼声。因为过度倚重货币政策,长期看导致的结果不是高通胀率就是资产泡沫。面对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诸多困难,目前更应该从财政政策方面思考,通过减税降费、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风险加剧的情况下,有专家建议将今年2.6%的财政赤字率继续提升到与去年持平的3%,提升的0.4%的资金用于设立风险基金。

三、人民币二季度末出现快速下行,三季度贬值压力仍较大

(一)二季度人民币整体呈现走弱趋势,后两周贬值速度加快

从年初至4月20日前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涨幅达3.5%左右;紧接至6月中,人民币汇率缓慢下行,贬值超1000个基点;到年中,人民币汇率的下行态势更加迅速并已全部回吐年内涨幅。在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下调206个基点,报6.6166,年中节点以“八连降”收官,期间累计跌去1931个基点,贬值速度增快。6月25日-29日当周,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跌破多个关口,当周累计下跌1.94%,为2015年“811”汇改以来最大周度跌幅。4月下旬以后到6月中旬人民币的缓慢下行走势主要与美元指数走强有关,而6月下旬开始的急剧走弱,显然与中美贸易战有关。

(二)贸易战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的压力,但不用过多担忧

贸易战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中国的外汇顺差收窄幅度将加快,因为提供了中国所有的外汇顺差来源的中美贸易顺差被压缩,会影响中国的经常账户。同时,由于贸易战倒逼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中国的进口,外贸顺差的收窄甚至是逆差,必然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同时,贸易战将引发市场及产能布局的双重组,这会影响中国出口企业的开工率,加剧资本外流,给汇率带来压力,加大债务压力和财政压力。而我国每年的财政赤字就有2万多亿,贸易战开打财政赤字必然还要飙升,印钞开闸放水也有可能。而且,人民币适度的贬值也有利于出口。但是人民币显然不可过快贬值,这样会加快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资产泡沫的破灭,有着资本管制和高额外汇储备的中国不会任其过快贬值。

(三)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有走弱趋势,但持续贬值概率不大

三季度人民币走势受国内消费疲软、贸易顺差继续收窄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背景下有走弱的可能。同时,由于金融业在严监管趋势下信用创造能力收缩,局部风险有所暴露,汇率也承压。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外因方面,美元三季度仍然有继续走强的趋势,但是考虑到美债收益率曲线进一步扁平化,以及美国不断恶化的双赤字,美元持续走强存疑,美元指数短期难以超过100,仍将在95上下波动。中国作为同时存在贸易盈余和资本管制的追赶型国家,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汇率持续大幅贬值的概率非常小。人民币三季度汇率有望在6.8左右进行波动,突破7的可能性不大。                                                      

下半年经济以“稳”为主,去杠杆不动摇

7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问题】会上首次提出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指中国经济运行稳定,上半年GDP增长6.8%。“变”指中国经济当然仍存在以下风险: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信用收缩、房地产市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当前,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新问题、新挑战开始显现,目前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去年年底对这些新的挑战没有充分预期,最近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就是应对这些新问题、新挑战。信用收缩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基建投资同比增速持续下滑,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开始下降,反弹的制造业同比增速也可能无法延续。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7%,增速较一季度下滑0.1个百分点。如果信用持续收缩,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滑,房地产市场风险仍然较大。

【对策】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抓住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下半年,要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繁重。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强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精准施策,扎实细致工作。

会议要求,第一,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要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第二,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增强创新力、发展新动能,打通去产能的制度梗阻,降低企业成本。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第三,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协调好各项政策出台时机。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要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精心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五,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第六,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确保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强化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实做细做深社会稳定工作。

国有资本公司将分投资、运营两类进行改革试点

7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实行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

【问题】2014年7月份,国资委选择中粮集团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随后,国资委于2016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新增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中国宝武集团、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中交集团、保利集团这6家央企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单位,并且选择诚通集团、中国国新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至此,“两类公司”试点企业合计已达10家。之前这些试点尚未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区别作出明确区分,目前在地方层面,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往往都是合为一体的。对两类公司来说,不利于针对各自目标和不同产业,形成不同的产业路径和业务模式,同时也难免会出现越界运作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等情况,而这也背离了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给予企业更大经营自主权的改革初衷。

【对策】此次出台《意见》明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包括功能定位、组建方式、授权机制、治理结构、运行模式及监督与约束机制等内容。其中,功能定位一项明确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均为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履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其中,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以服务国家战略、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主要以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为目标。

在实施步骤上,《意见》提到,中央层面,推进国务院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选择由财政部履行国有资产监管职责的中央企业以及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改革范围内的企业稳步开展。

国务院出台政策落实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背景:过去我国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过死,过于官僚,不利于调动科研积极性。科研人员反映突出的经费管理繁琐,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问题,规定过多、管得太死,很多新的想法就只能戛然而止。而且科研经费各种科目之间调剂不太自由。科研院所反映,一年要应付十几次各种检查,分散了院所领导、科研人员的精力,

政策内容:《通知》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要求,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激励科研人员敬业报国、潜心研究、攻坚克难,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多出高水平成果,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更大贡献。《通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一是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简化科研项目申报和过程管理,推行“材料一次报送”制度,合并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赋予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更大科研自主权,将直接费用中除设备费外的其他科目费用调剂权全部下放项目承担单位。

二是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优化整合科技领域人才计划,切实精简人才“帽子”,开展科技人才计划申报查重工作,不得将人才“帽子”同物质利益直接挂钩。开展“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

三是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实行科研项目绩效分类评价,加强项目关键环节考核,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项目调整、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

四是完善分级责任担当机制。建立单位主管部门、项目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分担责任机制,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审计和财务检查频次。强化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主体责任,完善鼓励法人担当负责的考核激励机制。

政策评价: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兑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工作任务,如对承担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科研人员的薪酬激励,实行一项一策、清单式管理和年薪制,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价激励制度等。另一方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意在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多出高水平成果。

《通知》强调,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这是充分尊重科研人员主体地位,按照科研活动规律改进科研管理方式,精简优化管理流程。但同时,要坚持放管结合,放权放到位,放出活力、放出绩效;管理则要守住底线,为科研活动保驾护航。放权、松绑并不意味着放松管理,而是管理方式的改变。如《通知》所说,探索实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提高监督检查效率,实行监督检查结果信息共享和互认;强化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违规的惩治力度。

实施建议:一方面管理权下发后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基层单位不能懒政,基层领导更不能怕担责任,要切实用好科研资金,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加强现代化监管方式的创新,不是放松监管,是改变监管中的问题,在监管中也多听听群众的合理建议。

营商环境改善提升外资来华热情

政策内容:今年7月28日起,2018年全国版负面清单开始施行;7月30日起,2018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开始施行。这两个负面清单的发布与施行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市场准入的又一大举措。全国版的负面清单在22个领域推出了开放措施,限制措施缩减了近1/4;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在全国负面清单开放措施基础上,在更多领域试点取消或放宽外资准入限制。

政策效果: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持续快速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1-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增长96.6%,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折合成美元是68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79.6%、1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2.6%%。

除量的增长之外,质的方面同样表现不俗。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3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36%、31.7%、179.6%。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00.3亿元人民币,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同比增长22.2%。

与此同时,自贸试验区引领全国外资增长,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势不减。上半年,11个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281家,实际使用外资5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6%,占比达到13%。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8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

政策评价: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热情不减,特别是在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很高。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外资不愿错过这样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持续推出的开放举措,相关领域的限制不断减少,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条件。新设立企业数量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综合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同时,外资企业设立程序更加简化,投资便利化水平有效提升,市场的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不断增强。

政策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注重外资企业对政策效果的反馈,政策实施应该也有相应的跟踪评估机制。继续改善营商环境,保护外资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吸引更多外国优秀企业来华。

国务院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就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作出部署。

《指导意见》要求,要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供给导向向群众需求导向转变,从“线下跑”向“网上办”、“分头办”向“协同办”转变,全面推进“一网通办”,为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支撑。

《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推进各地区各部门平台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和互联互通,推动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办理,全城通办、就近能办、异地可办。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是全国一体化平台的总枢纽,联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平台,为各地区和国务院部门平台提供公共入口、公共通道和公共支撑。各地区和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是全国一体化平台的具体办事服务平台,负责本地区本部门业务办理,依托国家平台开展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办理。《指导意见》提出了五年四阶段的工作目标,到2018年底前,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主体功能建设基本完成,实现试点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广东、重庆、四川、贵州等9个省市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6个国务院部门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到2019年底前,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框架初步形成;到2020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平台与国家平台做到应接尽接,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国务院部门数据共享满足地方普遍性政务需求,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到2022年底前,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做到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密等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平台办理,全面实现“一网通办”。

《指导意见》明确了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任务,主要包括政务服务一体化、公共支撑一体化、综合保障一体化等三方面14项重点建设内容。在推进政务服务一体化方面,通过规范政务服务事项、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推广移动政务服务等四项举措,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国标准统一、全流程网上办理。在推进公共支撑一体化方面,通过统一网络支撑、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印章、统一电子证照、统一数据共享等五项举措促进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在推进综合保障一体化方面,通过健全标准规范、加强安全保障、完善运营管理、强化咨询投诉、加强评估评价等五项举措,确保平台安全平稳规范运行。

《指导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分工协作、完善法规制度、加强培训交流、加强督查考核等保障措施,明确了平台建设组织推进和任务分工方案。《指导意见》提出,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成立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协调工作小组,负责全国一体化平台的顶层设计、规划建设、组织推进、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等工作。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要建立健全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协调机制。

国务院发文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通知》重点明确了四个方面的政策要求:

一是严控新增围填海造地。完善围填海总量管控,严格审批程序。取消围填海地方年度计划指标,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涉及围填海的按程序报批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二是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自然资源部要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在2018年底前完成全国围填海现状调查,查明违法违规围填海和围而未填情况。沿海各省(区、市)要结合围填海专项督察情况,确定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清单,2019年底前制定好处理方案。对合法合规项目,已经完成围填海的原则上应集约利用;在2017年底前批准而尚未完成围填海的,最大限度控制围填海面积。对违法违规项目,开展生态评估,进行生态损害赔偿和生态修复,对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坚决予以拆除。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不降低、海岛现有砂质岸线长度不缩短。加强滨海湿地保护,将亟需保护的重要滨海湿地和重要物种栖息地纳入保护范围。积极推进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逐步修复已经破坏的滨海湿地。

四是建立滨海湿地保护和围填海管控长效机制。对全国湿地逐地块调查,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滨海湿地及自然岸线的动态变化。严格用途管制,将滨海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敏感、自净能力弱的海域实施围填海行为,严禁国家产业政策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在滨海湿地布局。加强围填海监督检查,把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情况纳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督察重点事项,加大督察问责力度,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2018年下半年启动围填海专项督察“回头看”,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央企违规经营投资将分级分层追责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要求,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责任追究工作,国资委近日印发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中央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20号)同时废止

《办法》指出,对中央企业经营管理有关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有资产监管规章制度和企业内部管理规定等,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在经营投资中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或其他严重不良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责任追究工作要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重要要求,既考虑量的标准也考虑质的不同,恰当公正地处理相关责任人;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原则上按照国有资本出资关系和干部管理权限,对不同层级经营管理人员进行追究处理;坚持惩治教育和制度建设相结合,加大典型案例总结和通报力度,推动中央企业不断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办法》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16〕63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的范围、标准、责任认定、追究处理、职责和工作程序等。一是针对违规经营投资问题集中的领域和环节,明确了集团管控、风险管理、购销管理、工程承包建设、资金管理、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并购、改组改制、境外经营投资和转让产权、上市公司股权、资产以及其他责任追究情形等11个方面72种责任追究情形。二是为贯彻落实“违规必究、从严追责”的精神,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工作思路,明确了中央企业资产损失程度划分标准。三是规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包括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并根据资产损失程度、问题性质等,对相关责任人采取组织处理、扣减薪酬、禁入限制、纪律处分、移送国家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等方式进行责任追究处理。四是清晰界定国资委和中央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职责,明确责任追究工作程序,包括受理、初步核实、分类处置、核查、处理和整改等。

《办法》要求中央企业根据本办法,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细化责任追究的范围、资产损失程度划分标准等,研究制定责任追究相关制度规定,并报国资委备案。各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参照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本地区责任追究相关制度规定。

内部报告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未来走势及中国位势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未来15-20年,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将持续调整重塑。清醒认识自身优势和劣势,顺应时代大势谋发展,对提高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位势和顺利实现长期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未来走势分析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主要取决于供给满足需求的生产方式和空间分布,是随着供需动态调整平衡而变化的。考虑到很多关键变量会同时深刻影响供需两方面,为求简明直观,下文按重要性排序逐一分析这些关键变量及重要小概率事件的影响。总的看,未来15-20年间,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竞争博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大国,后发国家成长空间有限;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很可能会强化;国别经济的重要性很可能会提高。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将成为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博弈改变者”

新技术发展改变了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重要性,进而改变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优势,最终影响着产业分工新格局的形成。

各方对这类新技术的系统重要性有基本共识,从而也就具有了“自我实现”的效果。综观工业互联网、工业4.0、超智慧社会5.0等发展愿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扩散都是其中的核心要件。这种共识具有引导预期和投资的作用,会使资源更多集聚,最终导致创新加速、应用加快。

产业链分工前端包容性将会提高,但终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环节将被压缩。产业链分工前端的包容性提高,是分工深化的基本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续。比如,在设计环节,全球24小时不间断接续式研发能够让更多研发主体参与其中。再如,在制造环节,更广泛的智能互联以及中间品贸易便利性的提高等,允许跨国企业更充分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也让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与此同时,传统模式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很多环节将会被压缩,消费者与终端生产之间将从割裂状态变为紧密联系。这些变化会显著影响产业链、价值链构成。

数据要素重要性快速提升,“数字红利”“机器换人”“大规模定制”等都更多指向发达国家竞争力的巩固和提高。由于需要大量前期基础设施投资因而竞争门槛很高、充分利用能够大幅提升生产制造全生命周期效率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基础等原因,数据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情况下,主要发达国家在人才储备、数据基础设施、知识经验、关键技术积累、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将会更加凸显。尽管当前还不存在“制造业回流”的压倒性证据,但这种趋势不容忽视。

平台型企业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前所未有,将成为竞争新焦点。这类企业具有明显的“赢者通吃”特征,并且通过与各相关主体建立紧密联系的生态而拥有了对产业链、价值链的高度掌控力。当前的平台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一般消费品和服务领域,但对生产环节的潜在影响已不容忽视。以汽车产业为例,尽管出行平台型企业不涉及生产制造,但其发展会对生产制造有很多间接影响,包括汽车消费量、产品形态构成和生产布局等。未来,随着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成长,这种影响将更加深刻。

后发国家希望走出全球经济的“边缘地带”,但实现难度越来越大

后发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国家能否再次复制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实现“排浪式”增长,尚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

留给后发国家的“追赶窗口”将很有限。后发国家都有强烈的发展意愿,也有“后发优势”。但历史经验表明,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越往后越困难。一方面,历史上真正能够完成追赶过程并进入良性增长轨道的国家并不多;另一方面,越是后发的国家,通过工业化进程能够实现的追赶效果就越有限。罗迪克研究了全球42个主要国家在二战后至2010年间的制造业发展并指出,在1990年以后达到指标峰值的国家,其达峰时人均GDP水平大约只是1990年达峰国家的40%。这就意味着,相比以前的工业化国家,后发国家会更快、在更低的收入水平上失去制造业高速增长的机遇,也就是经历了“不成熟的工业化”。

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低端发展水平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数字经济带来了很多新的产业机会,但相关竞争基本集中在发达国家和个别发展中大国之间,缺少数字化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措施等让后发国家很难涉足这些领域。二是气候变化问题带来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前已完成追赶过程的国家很少受此制约。但未来将会不同,这个全球性问题已经客观存在,也将抑制后发国家延续现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三是更难达成发展共识。强烈的社会共识,是后发国家开启起飞进程的一个重要心理准备。战后的德国和日本是如此,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是如此。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民族复兴的共识,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以多元化、透明为重要特征的互联网时代,做到这一点会受到更多扰动,难度明显增大。

新兴中产阶层的兴起,将强化“产消一体型”国家的成长

对产业发展而言,需求总量很重要,需求结构和地域构成同样重要。中产阶层代表着重大需求,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将朝着更好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向延展开来。

新兴中产阶层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全球消费地图布局将更趋平衡。目前,全球消费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未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成为全球中产阶层兴起的主要贡献者,这将重塑全球消费地图。据预测,2030年全球中产阶层的数量将达到49亿人,其中2/3会集中在亚洲地区;亚洲地区对全球中产阶层增量的贡献率达到85%。

“产消一体型”国家将持续成长。这些新兴中产阶层的典型特点是,消费习惯未被锁定,对新产品、新模式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品牌忠诚度相对较低。因此,市场竞争的关键将更多体现为对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这就要求企业持续强化与消费者的互动,考虑到本地化知识的可移动性很差,将研发、设计、生产等布局到与终端消费更接近的地方会更为有利。这种情况下,现有的“产消一体型”国家将同时具备创新驱动、投资驱动、消费驱动的特征,国际竞争力和成长性都比较强,而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将面临更大挑战。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将持续存在,中短期波动回潮将反复出现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化的产物。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整体向深入推进,但反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也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在未来将长期存在。

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基本可以确认。对于实现世界经济总体上的长期增长和繁荣,经济全球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基本逻辑非常简明直接,对此的争议其实不多,结果也是实实在在。从大方向来看,由于其本身具有的巨大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继续向深入推进的长期趋势比较明确。

反全球化声音和行动将反复出现。反全球化主要是以一种牺牲全球经济长期利益的方式,维持甚至强化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一是个别发达国家已把反全球化当作解决国内社会矛盾、调整国别经济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反全球化措施还将持续存在。比如,自2008年以来,G20国家共出台了1671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被取消的仅有408项。三是不能低估人们所持信念的坚定性,无论这是对是错。全球化会产生一些“绝对的输家”和很多“相对的输家”,这些群体很可能会坚定抵触全球化。

一些有全局性影响的小概率事件不容忽视

影响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一些尽管并不直接,但一旦出现将会产生系统重要性影响。

社会变革严重滞后技术变革导致的社会动荡。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通常存在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斯诺夫里阿诺斯曾指出,“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便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胁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新技术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对人们既有的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产生强烈冲击,还会影响就业机会分布及收入分配格局等。一旦多因素汇聚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动荡,全球化必将严重受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国别经济的概念就会更加重要。

工业信息安全重大事故导致的连锁反应。未来,工业信息数据将会呈现出指数型增长态势,并且相对集中在少数平台型企业手中。一旦出现大面积事故如遭遇黑客入侵等,将对制造业发展带来启停效应,显著增大生产过程的负担,并带来全球性协作力度减弱、保护主义等一系列问题。除制造业外,能源领域如电网信息安全问题也将越发紧要。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重塑中的中国位势

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浪潮中优势明显,但一些突出短板中期内都难以补足

新经济实现更大发展的基础要件比较齐备。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经济的完整性、多样性很强,在全球新兴产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可能性较大。一是新兴中产阶层规模巨大。这为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试错空间。二是具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较好的IT基础。尽管都不是最顶尖水平,但全球同时具备这两方面坚实基础的国家极少。三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长期努力正“开花结果”,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也有所提高。此外,我国在长期规划能力、法律法规适应性调整能力、跨产业协作协调能力等方面也有着相对优势。

核心技术不掌握等突出短板在中期内很难补足。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长时期的基础学科积累是重要条件。尽管我国近年来R&D投入绝对量很大,占GDP比重也在快速提高,但在存量上与领先国家还有明显差距,而且还存在着基础研究比例偏低的结构性缺陷。中期内,在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先进材料、生命健康等一些关键领域,我国要想取得明显突破仍难度较大。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是建立在一系列核心技术之上的“生态系统”,很可能成为未来竞争的“绝对制高点”。这个领域的成败对我国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后发国家开始成长为我国增强产业影响力提供了机遇,但要警惕国内产业过快转移的长期负面影响

后发国家的成长为我国提高产业影响力提供了良好机遇。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国内发展现状看,如果能够实现向后发国家的有序产业转移,既为国内实现转型升级腾挪出资源和空间,也有利于增强在全球产业布局中的话语权。而且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标准竞争的过程中,如果能借此实现国内标准的更广泛应用,将为提高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把握不好国内产业向外转移的节奏,将会带来很多长期隐患。历史经验表明,产业转移和外包是培养潜在竞争者的“最好手段”之一。具体来看,一是影响经济发展前景的隐患。一个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的人均GDP越低,其去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前景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而我国制造业占比开始下降时的人均GDP水平比很多国家更低。二是影响创新发展的隐患。制造“普通商品”和创造一个新的高科技未来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一旦缺少对生产制造过程的实际参与和理解,技术演进的经验链条就会断裂,很多创新根本无从谈起。三是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社会规范和共识,在短时间内可能难再形成。

中产阶层兴起带来的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独特优势,但制约这一优势充分发挥的障碍依然不少

超大规模多层次国内市场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非常契合推动新产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是体量规模巨大。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容量巨大且潜力巨大,已是世所公认的。另一方面是呈现出多层次。规模巨大但竞争愈发激烈的“传统需求”,既为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同时也对企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断涌现扩张的“新兴需求”,表现出明显的“尝鲜”特征,将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大有裨益。

制约国内需求充分释放及其拉动国内产业发展的障碍依然不少。包括基尼系数较高、高房价、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消费者保护力度还不够等等。此外,国内需求拉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产消共荣”良好局面也面临障碍,还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国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更好匹配、相互促进。

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有更多话语权,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的过程将是漫长且困难的

在全球经贸、标准等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将持续增加。综合国力的提高,自然会反映到国际规则制定、全球事务治理等方面。比如,我国制定的部分智能制造标准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已经主导制定了20项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其中13项已经正式发布,智能制造系统架构已纳入ISO/IEC智能制造标准地图组。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类似的现象会越来越多。

硬实力转化成软实力将是一个长期、困难过程。从国际看,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快速崛起持矛盾心态,发自内心“鼓掌欢迎”的仍有待提高。这种态度会在很多具体事务中有所体现。从国内看,一方面,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和洞察、引导和把握等方面的能力建设仍需加强。发达国家的这些能力是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中积累形成的。我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学习过程,甚至不可避免交一些“学费”。另一方面,国际影响力需要全球领先的实践作为支撑。积极方面的例子包括国内扶贫、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但反过来看,在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差距,在这些领域提高影响力需要付出艰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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