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官方

欢迎访问威尼斯官方-首页 今日是:

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位置:首页>>经济形势分析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15期

  • 发布时间:2018-07-17 16:40:18
  • 信息来源:
  • 阅读次数: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15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710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生产旺、需求弱”现象的解释

当前我国能源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政治局会议: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李晓华:多维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范七个误区

房地产税难以解决高房价问题,应定位于“调节税”

要情文摘

实施“绿证”制度是大势所趋

我国将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

我国将深入推进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凸显扩大开放决心

构建农村双创平台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两办部署深化“三评”改革

国办发文部署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政策借鉴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五翼”

 


经济分析

“生产旺、需求弱”现象的解释

当前,宏观经济里面有个奇特的现象,生产面运行稳中向好,需求侧表现持续疲软,有人将其简单称为“生产旺、需求弱”。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如果需求弱,那么生产者应该及时调整经营计划,不应该出现大量生产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市场滞销,影响企业利润。其实,不是供需脱节问题,而是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的。

一、国内“生产旺、需求弱”现象的特点

(一)生产情况稳中向好

第一,工业增加值增速处于良好区间。工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势头,1-5月累计增长6.9%,较去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较去年全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环比增长情况来看,工业增长已经度过3月的小低谷,呈现出持续环比向好势头。

第二,工业品产量明显下降。2015年起,76种主要工业品中有三分之一的工业品产量出现绝对下降。2016年上半年,产量收缩范围进一步扩大,这表明国内总供给已经出现明显收缩。

第三,生产价格大幅反弹。PPIRM分类指数看,属于上游行业的价格已从2015年的-10%左右跃升至2017年的15%以上,回弹幅度在25个百分点以上,而中游行业的价格回弹幅度在10个百分点左右,下游行业仅有4个百分点左右。从PPI看,属于上游行业的采掘工业价格回弹最大,其次是原材料工业,属于中下游的加工工业价格起伏最小。今年1-5月份,PPI累计增长3.7%,较去年同期回落3.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累计增速降至4.9%,较去年同期下滑4.2个百分点,采掘工业价格回落幅度最大,已从去年5月的30.2%下滑至今年5月的6.5%;生活资料累计增速仅0.2%,较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

第四,产能利用率由降转升。工业总产能利用率已经从2016年一季度的72.9%(五年最低点)回升至2017年四季度的78%。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回升幅度更为明显,已从2016年四季度的73.8%回升至2017年四季度的78.5%。2017年年底,16个主要行业已经全部脱离产能利用率小于70%的严重过剩区间,并有8个行业恢复到产能利用率大于79%的正常状态。今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达到76.5%,脱离产能利用率小于70%的严重过剩区间。

第五,企业效益明显改善。我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从2015年的0.8%回升至2017年的11.1%,利润已经从2015年的下降2.3%转为2017年增长21%。今年1-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增长15%,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已经明显回落,但当前的两位数增速仍属良好增长区间。特别是4月以来,利润增速出现明显改善,4月当月利润增长21.9%,比3月提高了18.8个百分点。

(二)需求情况稳中转差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向好,仍处于稳健扩张区间,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GDP增速都达到近年高点。虽然有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但我国对外出口整体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与外贸相比,投资和消费这两大内需动力延续了增速回落的态势,甚至今年显露出加速下滑的苗头。

第一,基建投资差。受整顿地方政府财务秩序、实施债务追责以及规范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行为等因素影响,基建投资显著放缓,成为下拉投资的主要力量,当前增速已经降至个位数,PPP退库清理仍在持续,落地速度较去年同期明显趋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投资项目延续了2017年2月以来持续负增的态势,地方投资项目增速在2017年下半年以后开始逐步略有回升,显示出一定改善迹象。

第二,制造业投资没有明显起色。虽然企业利润持续较快增长,但当前企业投资意愿仍显得相对较弱,一方面是当期利润仍处于回补前期亏空的阶段,另一方面,实体企业经营成本过高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融资收紧导致企业缺乏投资的资金支持。1-5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5.2%,较去年同期仅提高0.1个百分点;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器具购置这两大类投资增速已经降至较低水平,1-5月份分别增长3.6%、2.8%,较去年同期分别明显回落5.6个和4.9个百分点。应该说,企业的投资信心还需要一段时期的利润回补和增强对增长前景的良性预期来修复。

第三,农村消费增势差。1-5月份,农村居民社消实际增速已经降至8.4%,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2.6个百分点,在经历了2017年的突然向好之后,农村消费开始明显减速。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消费一直保持稳定性减速,前5个月城镇居民社消实际增长7.7%,增幅回落1.1个百分点。

第四,耐用品消费增势差。随着房地产销售快速转冷,与住房消费相关的消费增速也在明显放缓。1-5月,全社会家具消费和建筑及装潢材料消费分别增长8.9%、8.3%,增幅分别同比大幅下滑4.1个和5.3个百分点。而另一耐用品汽车消费的增长形势也出现明显变化,5月汽车零售增速出现突然下降,当月负增1%,对消费的下拉作用明显。

二、供需脱节现象的原因分析

第一,本次复苏的生产“旺”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和部分中游行业,下游行业并不没有明显改变,传导“不均”造成了供需对接的时滞。

本轮复苏的“大调整”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等去产能重点推行的行业,短期内生产被严重压缩(比如煤炭行业的工作日直接被压缩,其余时间不允许生产),因而即便产能还是严重过剩,在即期市场上(比如一周内),还是出现了一定的供需缺口,特别是煤炭行业更是出现了较大即期缺口,不然不会出现“煤超疯”。与此同时,2013年以来持续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库存(主要是原材料库存)持续下跌,甚至出现负增长,即便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经营,企业也有补库存需要。再加上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在危机以后经过一段时期供需调整,开始出现价格回涨的迹象,因而企业在现实和预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开始补库存。这种短期需求与压减的生产相遇,造成了上游原材料价格飞涨,从而拉动PPI脱离负增区间。

PPI回正给企业生产打了强心针,工业产品价格开始快速上涨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上游行业利润以百分之几百的速度报复性恢复,部分中游制造业也出现了百分之几十的增速,但下游行业利润几乎没有明显变化。因此,统计指标“工业企业利润”的良好增长态势主要归结于上游企业的利润好转,与下游企业的经营情况关系不大。

这种产业链从上到下的不同表现,给供需之间的相互对接造成了时间滞后。与终端需求关系最为密切的下游行业,比如生活用品制造行业,一方面要承受上游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增加,一方面还要承受并不强劲的居民需求,短期内很难将这种不利状况传导回上游行业(因为上中游具有垄断能力的企业相对于下游行业来说更多,短期内,下游企业较难具有向上成本转嫁谈判的能力)。2017年,有家电企业因为铝制品涨价太多而开始对空调等产品提价,就是这种被挤压的表现。

当前,对生产较好、需求疲软现象的担心就是因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时滞是会消失的,下游行业经营压力重重最终通过一段时期后的调整反馈至中上游行业,这样全产业链将再次面对产无销路的局面。

第二,在生产端由“冷”转“旺”的过程中,政府之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短期内迅速缓解了供需矛盾。

强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互动关系,是因为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需规律实现的,只有供需实现良好对接,经济才能持续向好。分析总供需的互动,就仿佛将当下的经济运行情况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经济模型中来考察,总供需是否实现良好互促循环是决定未来经济走势的根本力量。

在观察本轮经济复苏时,应看到在去产能等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前我们经济的运行情况,最集中最尖锐的矛盾是供需严重失衡,产能严重过剩将经济循环关系打乱。宏观调控方向从扩大内需的需求政策转向调整生产的供给政策本身就说明生产端问题已经严重到需求政策几乎无效的地步。依靠市场经济自发力量可以调整供需失衡吗?可以,但是持续时间将较长,并且附带的后果可能非常苦涩。这才有了政府之手出手(当然供需矛盾激化也与之前政府之手过度出手脱不了关系)。

政府之手调控,优点是短期见效非常快,比如以行政命令强行要求停产整顿,就在短期内显著压减产量,有利于解决燃眉之急;缺点也很明显,企业经营自主权被干涉,市场信号在一段时期内被扭曲,可能在解决当下问题时带来了资源错配之害。这也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政府与市场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分”这一问题而无果的原因,各有功过。

政府出手后实际效果如何呢?从2016年四季度到现在,GDP增速触底回弹、工业品产量明显下降、生产价格大幅反弹、产能利用率由降转升、企业效益明显改善等都显示出国内总供求矛盾已经明显缓解,特别是到2017年年底,16个主要行业已经全部脱离产能利用率小于70%的严重过剩区间,并有8个行业恢复到产能利用率大于79%的正常状态。可以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发展有了喘息的时间,有了可以腾挪转换的空间。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府之手出手以后效果明显,不代表这样做就不需要审慎考虑,也不代表这样做就完全正确。当前“生产旺”而“需求冷”,就是调控扭曲市场的后果,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考验我们经济运行效果。

必须反复重申的是,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根本来源还是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提高经济效率。没有大破大立的勇气,就很难有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持久动力。这个长期性的重大问题不能也不应该由于短期经济形势企稳而被忽视。短期调整不过是给中长期发展提供辗转腾挪的空间。   

当前我国能源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2018年上半年,我国能源行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能源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在推进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仍然面临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的表现在:能源供给尚无法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煤电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扭转亏损任务依旧艰巨、化解煤炭产能过剩仍面临诸多经济社会问题、油气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新能源消纳整体形势依然严峻、能源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仍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对此,需要统筹协调、综合施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一、当前我国能源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能源供给尚无法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当前,我国的常规能源供应较为丰富,特别是煤炭的供给能力较为富余,但是优质能源的供给能力却十分不足。即便是煤炭的供给能力富余,其自身也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高产高效的现代化矿井的产能有限,产业集中度明显偏低。我国能源工业发展长期依赖劳动、资本、资源等要素投入,缺乏制度革新、要素升级与结构优化,导致能源工业整体生产效率与能源产品质量提升缓慢,并造成了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自身优质供给能力的不足也使得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偏高,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40%。随着未来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优质能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对优质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二)煤电行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扭转亏损任务依旧艰巨。近几年,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下,2014-2016年上半年的低煤价、高上网电价以及2015年初火电项目审批权的彻底下放等多重因素助长了发电企业的投资热情,导致煤电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煤电机组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为此,国家威尼斯官方委、国家能源局相继印发一系列文件,控制煤电装机规模,以防止煤电产能过剩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中电联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煤电投资下降39%,新增煤电装机3855万千瓦、同比减少142万千瓦。同时,2017年全国火电设备利用小时4209小时,同比提高23小时,终止了自2013年以来连年下降的态势。但是,在整体发电能力过剩、煤价持续高位运行的情况下,煤电行业亏损的局面依然存在。年初四大发电央企《关于当前电煤保供形势严峻的紧急报告》称,高煤价已导致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亏损402亿元,亏损面达60%左右,不少燃煤火电厂资金链已经断裂,还有部分面临银行停贷、限贷的情况,可能出现无钱买煤的局面。

(三)化解煤炭产能过剩仍面临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在党中央、国务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好去产能任务决策部署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推动煤炭企业脱困发展,关闭了大量中小型煤矿,但煤矿关闭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由于煤矿所在区域的产业单一,社会吸纳剩余劳动力能力较弱,前两年关闭煤矿的职工安置大多是企业内部消化,企业内部安置难度越来越大。二是关闭退出煤矿资产处置难度依然较大,多数关闭退出煤矿资产损失尚未得到处置。三是多数煤炭企业债务为集团公司统借统贷,去产能关闭煤矿债务分割难、处置难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四是股份制煤矿利益主体多,煤矿关闭退出难度较大。五是尽管煤炭行业效益有所增加,但企业负债高、融资难、资金紧张等问题依然突出,2017年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资产负债率67.8%,仍处于较高水平。

(四)油气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的油气体制机制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上游业务准入门槛高,矿权流转和退出机制不健全,流通领域竞争性环节开放不够充分;下游加工环节结构性矛盾突出,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国有油气企业内生动力不足,政府监管存在“越位”或“缺位”等。上游领域改革的核心可以说是矿权的改革,油气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资质尚未完全放开,仅掌握在少数几家大型央企手中。在中游领域,管网独立后有可能出现新的垄断,而且油气管道的设计、建设、维修、安全管理等工作都非常专业,难度较大,如何独立,独立之后如何确保安全、高效运营也是问题,需周全考虑。在下游,天然气价格管制不仅制约了储气设施的投资,还造成了居民用气与非居民用气的双轨制。其中的套利空间,导致在用气紧张时期,供气企业缺乏保障居民用气的动力,引发北方冬季大规模“气荒”的出现。

(五)新能源消纳整体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消纳问题始终制约着我国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2017年以来,受经济回暖、环保施压和煤电去产能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弃风”、“弃光”现象有所好转,2018年一季度全国平均“弃风”率和“弃光”率为8.5%和4.3%,分别同比下降8.0和5.4个百分点,但仍有省份“弃风”、“弃光”率达20%以上,新能源消纳形势依然比较严峻。而电网企业通过区域旋转备用共享等方式压减火电出力,在增加地区新能源发电比例的同时也增加了对跨省跨区互调互济的依赖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连锁故障的风险,对电网调度运行管理水平和事故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伴随着“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布局的调整,风电、光伏向中东部地区转移,“三北”地区新能源外送的需求将逐渐降低,其存量电力的消纳压力仍然非常大。

(六)能源增长新旧动能转换仍处于爬坡过坎关键期。我国能源领域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仍处于青黄不接、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资源环境的制约,使得我国已不能再走靠拼投入、高消耗、不顾环境生态的粗放式增长老路。当前,我国小型煤矿数量多、落后产能比重大与大型现代化煤矿数量少、先进产能比重小矛盾仍十分突出。核电、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但还难以弥补传统产业困难、消费结构升级造成的产量、需求、技术等方面缺口,特别是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还遭遇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充电桩的增长速度远跟不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步伐,无法满足终端消费者充电的便利性需求。同时,新能源汽车的清洁性也颇受争议,电动汽车与新能源发电亟需协同发展。

二、对策建议

(一)持续深入推进能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提高供给质量、满足有效需求为根本目标,以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为主攻方向,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当前供需缓和的有利时机,把能源革命长期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任务结合起来,围绕能源结构战略调整,实施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进一步加强能源系统优化和民生服务,着力补齐系统效率短板和民生用能短板。要把优化供给结构与引导合理消费结合起来,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以新需求引导新供给,推动能源供需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的平衡。

(二)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化解煤电过剩产能。以守住11亿千瓦煤电装机为底线目标,力争将2020年实际煤电装机控制在10亿千瓦左右为政策目标,强化燃煤发电项目的总量控制,所有燃煤发电项目都要纳入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电力建设规划。对于现役机组,严格执行机组到期退役政策,并根据能效、环保、安全、水耗等综合标准对临近退役现役机组实施调控,对提前退役和减量置换机组,继续推行“十一五”以来关停小火电的财政补贴政策,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关停容量补贴及员工安置。鼓励和推动大型发电集团实施重组整合,支持优势企业和主业企业通过资产重组、股权合作、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整合煤电资源。

(三)妥善有效应对煤炭产能过剩化解进程中的问题。把妥善安置职工作为去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转岗就业、扶持创业、内部退养、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多种渠道,逐步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合理安排分流职工,稳步推进职工安置工作。多渠道处置去产能企业债务,采取债务重组、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等手段,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用足用好现有不良贷款核销和批量转让政策,稳妥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探索运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基金等形式化解资产债务问题。将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与结构调整相结合,各地区应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处置的原则,合理确定去产能目标和标准。

(四)加大力度统筹协调推进油气体制改革。对油气勘探开采,实行勘查区块竞争出让制度和更严格的区块退出机制,包括鼓励改革试点和模式创新,鼓励多元投资主体进入,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运营领域积极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各类资本适度参与油气管道、储气库等基础设施建设,但也应充分考虑历史客观实际和央企在油气产业发展与承担资源供应安全和保障等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贡献,公平地保证油气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发起方的合理利益。改革油气产品定价机制,在理顺居民用气价格的基础上,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削峰填谷,鼓励引导供气企业增加储气和淡旺季调节能力。

(五)多渠道破解新能源消纳困局。应加快建设诸如国内“三北”地区向东部地区,国际“中国—中亚—欧洲”、“中国—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输电通道。构建多元互补的发电系统,推动风光水、风光热的规模化的组合上网,由不同电源的实体电厂捆绑成为聚合式发电的虚拟单位电厂,从而提高电网的可接入程度。政策导向应由确定新能源补贴范围向补贴规模改变,形成装机容量和补贴资金成反比的预期,引导新能源行业降低成本、推动平价上网,最终实现以价格优势和正外部性优势并举以与火电竞争。

(六)以清洁低碳引领能源行业转型发展。推动能源转型要实施“两个替代”,在开发环节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消费环节实施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代油。要实施清洁能源优先发展战略,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统筹开发,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转型,实现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转变。要加强碳交易市场建设,并根据不同能源发展特性对可再生能源补贴进行动态调整。要通过采取完善价格机制、推广大用户直供等政策措施,大幅度提高终端用能的电气化水平。                                                

政治局会议: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落实好干部标准,破除唯年龄偏向,改进后备干部工作,优化干部成长路径,推动落实常态化配备目标,年轻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接续奋斗。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我们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效的举措,及早发现、及时培养、源源不断选拔使用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优秀年轻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要按照做好新时代年轻干部工作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推进年轻干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会议强调,要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努力建设一支忠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适应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经得起风浪考验,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

会议指出,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好干部标准,遵循干部成长规律,按照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模式,以大力发现培养为基础,以强化实践锻炼为重点,以确保选准用好为根本,以从严管理监督为保障,健全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培育、管理、使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制,形成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把各方面各领域优秀领导人才聚集到执政骨干队伍中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充足干部储备和人才保证。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把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好。要建立以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逐级负责,层层抓落实,把发现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实效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李晓华:多维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扎根我国发展实践、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重大理论创新。

现代产业体系既有先进性的一般要求,同时也表现出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随时间动态演进的特征。所谓先进性,是指无论是纵向时间维度的比较还是横向国别、地区维度的比较,产业体系都应该是高水平的。所谓差异性,是指由于各个国家、地区在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体制、发展路径、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差异,现代产业体系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各个国家的现代产业体系具有自己的特征,后发国家并不必然遵循发达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路径。所谓动态性,是指现代产业体系会随着经济发展、技术演进而不断调整,特别是会随着技术前沿的推进而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可以从结构、质量、协同三个维度来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从结构维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对于特定资源禀赋的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产业体系具有其内在的合理结构。

从产业结构看,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三次产业结构之间、三次产业结构内部、细分产业内部以及同一产业上下游之间在产业规模、产品结构等方面要存在合理的比例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三次产业结构转变的阶段,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更要认识到,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驱动,让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不断汇聚过来,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从组织结构看,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不同规模、形态、所有制的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呈现比较合理和良性的状态。一般来说,大企业在资金、技术、渠道等方面具有优势,领导产品和服务的架构设计,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同时大企业知识的溢出、人员的流动以及创业创新等能够孵化出大量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和配套服务,灵活性更高、创新更活跃,亦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成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区域结构看,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既要求某一产业或产业链不同环节根据其资源投入特点进行空间布局,又要求某一区域内的产业符合该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特点;既要求区域间按照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形成良好的产业分工合作格局,又要求缩小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需要注意的是,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区域范围内要推动同类产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发挥集聚效应;在全国范围内则要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协同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从质量维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内容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是由各类企业、各类产业组合构成的简单集合,而是高质量的产业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我们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经济效益、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到全面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在技术水平上,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创新能力要世界领先,在研发投入强度、科技论文发表量、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专利转让收入以及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不仅具有强大的模仿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在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是国际产业技术标准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创新和科技进步而不是要素的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在生产效率上,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通过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技术水平、优化工艺流程、创新商业模式、改进企业管理等方式,达到产品质量高、投入—产出效率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居于世界前列。

在经济效益上,现代产业体系意味着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能耗物耗、加快资金流转、提升品牌价值等方式,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显著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目前,我国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创新投入,不断提高附加价值和经济效益,从而让人民群众分享到更多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绿色发展上,现代产业体系要求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同时产业的能耗、污染、水耗以及各种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理念的进步和技术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对绿色发展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不断利用各种先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能源转型,促进消耗与排放指标持续下降,从而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协同维度认识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现代产业体系不仅具有结构和质量维度的要求,协同维度亦十分重要。现代产业体系是包含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在内的有机整体,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转型升级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科技创新能够在产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特别是初创企业的发展需要现代金融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给予资金支持,而现代金融的发展也需要实体经济为它源源不断地造血,并依赖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的产品、装备、服务等手段不断创新业务和商业模式,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此外,还需要认识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都需要人力资源的有力支撑。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要使产业与人力资源高度协同,既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又要使产业规模、水平和结构与人力资源状况相适应,实现更充分的就业。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世界科技创新正在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加速重构全球产业版图,国际环境也出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发展环境趋紧等不利因素,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尤显紧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增强创新能力、提升技术水平,这就需要瞄准我国产业短板和世界科技前沿,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优化人才供给、加大研发投入、完善金融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形成政产学研用合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陈文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范七个误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为此,必须立足国情农情,既要积极作为,又要防范误区,有序有效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误区一:忽视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需要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但长期以来,在农村基层实践中,有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的现象存在。通过基层调研发现,在一些关乎“三农”的工作中,很少有人问农民自己希望怎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没有被很好地激发出来。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应更加强调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重塑城乡关系,在城乡平等的基础上尊重乡村,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真正主体。

误区二:简单地用工业化思路发展农业。乡村产业中,最核心的就是农业。作为生态产业,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着显著区别。对工业生产来说,只要工艺相同,在任何地方生产的产品品质一般也会相同;而农业生产是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什么样的地域生态环境决定着生产出什么样品质的农产品。由于农业与工业相比具有自然再生产的独特性,导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工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即劳动,而农业生产是劳动即生产、生产过程却不一定都是劳动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工业和农业在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上的不同。因此,农业发展不仅要遵循与工业发展相同的经济规律,更要重视遵循其自身特殊的生命规律和自然规律。

误区三:照搬城镇化要求和理念建设乡村。乡村的形成是人与自然长期演变的结果,很多乡村都有千百年的历史。因此,推动乡村发展不仅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还要尊重生态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要让人们“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立足乡村的特征,顺应各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农业的特色、文化和地理的特性,而不能把城镇化的理念简单照搬到乡村,忽视延续了千百年的乡土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应该看到,在此前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由于简单向城市建筑看齐,导致乡村模仿城市大建公园和广场、整齐划一集中建房,失去了乡村独特的味道和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失去了乡村与城市相比所特有的价值。

误区四:脱离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发端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从根本上看就是乡村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进程,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由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演变的进程,工农城乡关系变化是这一进程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引发了农民收入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数亿农民摆脱了贫困,主要也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和进城经商创业的农民商人自我奋斗的结果,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果。因此,不能离开工业化、城镇化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误区五:以个别现象概括乡村发展全貌。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现实问题。但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值得重视。应该看到,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现象,在一个村、一个地方是真实的,但这种现象只具有特殊性,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因而判断乡村情况更多要靠科学统计,而不能依据个别现象。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较大,即使是同一区域内的不同乡村,也因资源禀赋、区域位置、治理水平等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单凭哪一个村、哪一个地方的单一现象,不能概括整个乡村发展的全貌。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从取消农业税到各种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当前,中国乡村的发展已经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误区六:单纯以土地面积评判农业规模经营。长期以来,人们基本认为,土地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由之路,没有土地规模经营就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也就不能用现代技术装备来经营农业,进而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实上,随着科技发展,这个论断的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小型、微型农机的出现,打破了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自然条件对农机使用的限制。同时,很多地方的农民采取社会化农机服务方式,使小块土地也实现了机械化,他们还通过卫星导航和互联网服务进行信息化的田间管理,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概念。比如,湖南省很多地方人均只有七八分地,山区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尽管规模较小,但这些土地除了插秧以外,基本上都实现了机械化耕种。北方一些地方的小麦生产也没有实现大规模农场经营,虽然单个小农户没有装备农业机械,但通过农业机械的社会化服务实现了统一施肥、统一收割。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化发展,打破了土地规模的限制、弥补了其不足,促进形成了一种新的规模经营形式,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新的时代内容。因此,需要重新定义农业规模经营,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种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成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有效途径。

误区七:对“资本下乡”顾虑重重。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资本下乡”存在侵犯农民利益的巨大风险,事实上并非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对此,关键是要加快清除阻碍城市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应该看到,没有农村各种要素进城就没有城市的繁荣。同样,没有城市各种要素下乡就无法实现乡村的真正振兴。因此,对资本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应科学理性看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因噎废食。

房地产税难以解决高房价问题,应定位于“调节税”

1998年房改至今20年,房价分化始终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着房价不断攀升,房地产税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关讨论已持续多年。在今年“两会”上,房地产税问题再次引起热议。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3月7日,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答记者问时表示,按照中央的部署,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由此推断,未来房地产税必将落地。

房地产税能否成为调控房价的长效机制之一,需要先分析我国大城市房价高企的原因。我国大城市房价高,并非由于房屋的居住功能,和户籍等因素关系也不大,而是由于大都市提供了政治、教育、医疗、就业创业、资金、信息、人脉和购物娱乐等公共服务和私人服务。大都市富集的资源越多,精英人群和梦想人群向大都市的聚拢越多,房价就越高。一个国家不同城市的房价差异越大,折射出城市间的公共服务在空间上的分布越失衡。

房地产税开征与否和大都市房价变化关系不大,至少从长周期看是如此。以美国为例,最高房价的区域同时也必然是房地产税率最高的区域,房地产税可能会高达2%以上。而中部传统农业和制造业州,房价低,房地产税率也低,可能不到1%。可见,高房地产税率和高房价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相伴随的。要想让大都市房价降下来,分流过度聚集的资源才能治本。例如在北京,政府机关、央企和金融机构总部、著名高校和医院等逐步外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房价问题。

理性地说,中国房价不断上涨的主要动因与“房住不炒”或征收房产税无关。首先是中国的土地制度让政府将土地资源垄断,并用竞拍方式当商品炒作,预收高额的土地出让金而造成的土地价格不断高涨;二是货币超发和贬值推动房价上涨;三是坚持要限制大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坚持发展中小城市和让农民回农村的土地错配;四是无法打通城乡资源流通的渠道,无法满足城市化发展的政策让产出落后于城市化的需求和城市的改善需求;五是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让购房与购买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相挂钩,导致价格的扭曲;六是税费的重头发生于建设与交易环节,加大了住房的成本;七是保障居住权利导向于保障财产权利,让居住功能让位于财产定位;八是未用税收政策调节和有效建立以私人住房投资而形成的租赁市场,于是只能靠购买解决住房问题,把所有的需求挤到了一条购买的狭路之上。

从长远看,房地产税改革有利于完善税制、完善地方税体系和开辟地方政府新的收入来源。但任何税收问题都不仅仅是财政问题,尤其是在“税收焦虑症”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税收已经变成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在减税的呼声大、社会对税的“厌恶感”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把房产税定位为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是不合适的。中国的房产税应定位为“调节税”,而不是“国民税”,也就是说不能将房产税设计为普遍征收的一种税,进而变为增加地方收入的一个措施。而是应该按照调节功能设计个人房产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调节: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节、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和对住房投机的预期性调节。

实际上,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运行情况也能够证明上述结论。首先,两地改革后的房产税收入并不多。无论是与地方税收收入还是财政收入相比,都仅仅是个零头,不可能成为主体税种或替代土地出让金。税收都有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例如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也是从调节税演变而来,至今也未能成为普遍征收的税种,因为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处于较低阶段。一般而言,房产税的缴税面应比个税的缴税面要窄,否则居民无法承担。其次,两地的房产税改革试点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差别,但都遵循了一个思想,即保护大多数人既得利益,改革只涉及少数人。重庆房产税征收范围只涉及约10%的人群,主要针对高端房产业主和炒房客,并不针对普通社会公众。同时,两地都考虑个人的住房需求,给予免税面积扣除。这种定位主要是发挥房产税的调节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房产税在上海和重庆的试点没有在实施中引发社会震动,没有受到社会公众抵制。

未来的房地产税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房产税改革路径。如果经过评估,房地产税改革不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就应当尽快在全国统一实施。目前这种靴子不落地的拖延状态副作用很大,而且拖得时间越长副作用越大,公众对税收的焦虑和不安情绪会越来越严重,从而扩大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不利于住房制度长效机制的建设。第二,房产税改革方式。由于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考虑选择房产税作为税权下放试点,中央做框架性的统一立法,把此税种的部分立法权交给地方,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房产税的具体实施细则。第三,房产税的配套改革。作为房产税改革顺利实施的保障,在两地试点改革经验基础上,有关房产税征收涉及的产权确定、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征税方式、程序等征管技术问题和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第四,房产税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房产税涉及税费制度、地方税体系及整个税制,其改革不能就房产税论房产税,相关设计应放到整个税制中来统筹考虑,以便于未来有关房地产不同环节税收的协调、房地产税制的合并和房地产税费制度的整合。

要打破“房住不炒”,基础条件在于解决中国土地的双轨制和政府垄断土地资源的土地商品化交易的拍卖制,而不是靠加征房地产税。

中国没有全国公民统一的住房制度。户籍和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导致了住房制度的双轨制。不改变这种双轨制,就无法根本解决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创建统一的住房制度。

政策的双轨制还有国有、私有产权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与不合理性,如银行信贷、融资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并非靠加征房地产税能解决的。房地产税并非解决中国目前房地产市场所有问题的良药,更不是解决建立长效的中国住房机制的良药。在没有解决上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已收取的各种税费问题之前,要加征房地产税,只会加重国民的税收负担,造成更大的不合理的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分配矛盾,造成市场的混乱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和分裂。

要从根本上建立一个良性的房地产市场和住房市场,就需要建立一个不分城乡双轨制的统一的住房制度,让人权平等,分享公共资源的权利平等,以充分保障居住权利为前提,打破地方财政保障本地户籍人口的住房限制。

要情文摘

实施“绿证”制度是大势所趋

“绿证”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扶持政策,从发达国家实践看,实施“绿证”制度是大势所趋,我国也不例外,2017年2月3日,国家威尼斯官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提出建立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体系,并从7月1日开始试行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的核发工作和自愿认购交易。绿证破冰试水,能源绿色革命掀开新的一页。那么,“绿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将对能源行业产生哪些影响?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应对?

一、“绿证”基本涵义及运行规则

从发达国家实践看,“绿证”一般与配额制搭档,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扶持政策。英国、澳大利亚、瑞典、挪威、意大利、日本、韩国和印度等20多个国家以及美国2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均实施了配额制考核和“绿证”交易。“配额制+绿证交易”基本含义是在国家或地区电力建设中,强制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达到规定的数量或比例,配额义务承担者在无法自己开发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购买与配额义务量相当的绿证来完成自身承担的配额义务。可交易绿证系统的建立,为配额义务的履行提供了一种非常灵活的机制。

在我国,绿证是指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发电企业每兆瓦时非水可再生能源(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量颁发的具有独特标识代码的电子证书。是国家给发电企业颁发的可交易的、能兑现为货币收益的凭证,是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确认和属性证明,以及消费绿色电力的唯一凭证。绿色证书里的内容包括发电企业名称、可再生能源品种、技术类型、生产日期、可交易的范围、唯一识别编号等。绿证的认购人包括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机构和个人,认购人在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平台认购绿证。绿证交易包括强制交易和自愿认购两种类型。2017年7月1日起实施的是自愿认购交易,2018年国家将适时启动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

绿证结算方式为1个证书代表1MWh结算电量,不足1MWh部分,结转到次月核发。认购价格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或者通过竞价确定,但不能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金额。出售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的补贴,认购后不能再次出售。绿色证书运行步骤为登记、核发、记账、交易、转移。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首先要到运行管理机构登记注册账户,经批准后,运行管理机构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核发绿色证书,发电企业将证书记入绿色证书账户。之后认购方向发电企业购买绿色证书,完成配额目标。交易确认后,证书的所有权将由出售方账户转移到购买方账户。

二、实施“绿证”制度是大势所趋

《可再生能源法》自2006年实施以来,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力量。但随着其装机规模的不断增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发展空间、电网接入、财政补贴、技术创新以及政策保障方面都面临愈加严重的挑战。2017年全国风电发电量3057亿千瓦时,全年弃风电量419亿千瓦时,弃风率12%。弃光电量73亿千瓦时,弃光率6%。除了经济发展新常态宏观背景,以及电网调峰调频压力外,现行可再生能源政策机制及其执行效率也是重要原因。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缺位,自2013年9月之后并网的项目补贴迟迟未能兑现,若沿用现有的技术、成本以及补贴思路,到2020年补贴缺口将扩大到2000亿元以上。这将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财务成本,影响其盈利性,并通过产业链传导,对整个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5%的目标,仅仅依靠建立在“标杆电价+财政补贴”之上的可再生能源政策难以达到。

面对财政补贴压力以及弃风弃光日趋严重的事实,“先易后难、分步实施”无疑是可再生能源政策转向的最佳选项。先建立基于自愿的绿证交易制度,从需求侧培育绿色电力市场,然后再择机推出配额制,将可再生能源补贴从单一财政补贴方式逐步转向“配额制+绿证交易”方式,从依靠政府财政支持机制逐步转变为政府管制下的市场机制,最终化解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困境。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就单一国家或一定市场范围而言,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规模程度不同,其补贴机制也在随形势变化而调整。产业发展初期,政府价格补贴推动体量迅速壮大,随之会带来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可再生能源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弊端,为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一定阶段引入市场机制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因此,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配额制+绿证交易”机制相关研究,在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进入政府部门的视线。

当前,中国推行绿证制度,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一方面,可促进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弃风弃光的本质是供给侧优先权问题,绿证制度下,发电企业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凭绿证优先上网,持有绿证的电力消费企业可得到国家的政策优惠。绿证交易机制能够引导和规范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优先消费,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降低国家财政补贴压力,绿证交易可以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不足的问题,实现市场竞争机制与扶持政策结合。目前,可再生能源电力补贴主要依靠附加费,且上涨难度较大。绿证可以通过市场化交易使企业获得现金收益,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对政府财政补贴的需求,减轻国家财政补贴压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电力尽快实现平价上网。

三、绿证交易将对能源行业产生深刻影响

“配额制+绿证交易”是一种强制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手段,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按照一定的规划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建立在配额制基础上的绿证交易具有明显的优势:发展目标明确,既保证了可再生能源的量化发展目标,又保证了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使资金和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换,促进地区之间的资金流通,实现可再生能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政策的框架结构也更具有稳定性,政府通过最低程度的行政参与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

首先,有利于能源结构优化。绿证交易能够促使发电企业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规模,或者通过购买绿证来满足配额要求,从而增加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供给的需求,提高社会资本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意愿,促进电源结构的调整。2020年,火电企业要承担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量15%以上的配额。对于不具备可再生能源发电条件的企业,购买绿证将是唯一的出路。

其次,加快火电退出进度。绿证的强制交易和配额制的出台,将会增大火电企业的运营成本。按照最新风电上网标杆电价测算,为达到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配额与火电发电量的比重15%以上的要求,火电企业因购买“绿证”将增加成本0.03元/千瓦时。火电企业将强制购买绿证来满足15%的非水可再生能源配额要求,将进一步增加火电企业的成本,从而会加快火电退出进度。

最后,可以缓解财政补贴压力。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大幅上升,可再生能源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影响了新能源发电运营企业的现金流,严重影响了一些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如果绿色证书能迅速卖掉,且价格接近补贴,业主可以考虑通过卖证书迅速回款,优化现金流,改善经营状况。据测算,项目选择按月支付的绿证交易机制,能将净现值状况优化6%。

四、绿证交易规则需进一步完善

2017年7月1日,中国绿证自愿认购启动。从目前的交易情况看,绿证交易不够活跃,成交量较低,认购意愿不够强,这也说明了配额实施的必要性。截至2018年1月,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绿证累计风电绿证核发量1174.5万张,累计风电绿证挂牌量300.5万张,累计风电绿证交易量2.3万张。相当于减少近2万吨二氧化碳。企业认购总数占绿证购买总数的91%,个人购买绿证数量持续攀升。这些项目中以风电项目为主,风电核发量远多于光伏,且绿证申报核发多集中在弃风限电较严重的三北地区,价格在140-700元/个之间。其中,风电核发绿证排名前三的省份是:内蒙古(28%)、河北(24%)、辽宁(15%);光伏核发绿证排名前三的省份是:江苏(32%)、新疆(14%)、河北(14%)。由于风电与光伏目前建设成本不同,国家对其补贴标准也不同,导致两者绿证价格也不一样。根据现阶段交易情况,风电绿证成交最高价为306.5元/个,最低价为137.2元/个;光伏绿证成交最高价为772.3元/个,最低价为602.2元/个,风电绿证更受市场青睐。

首先,基于自愿而非强制的绿证交易令效果大打折扣。试行绿证自愿认购目的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及“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机制”,但促进消纳需要网源配合,加强协调,优化调度,事实上该交易规则并不能调动电网企业积极性,加上跨区联网薄弱、省间壁垒严重,是否能够顺畅地将可再生能源富集区的电力送到东中部负荷区域进行消纳还不能确定。基于自愿的绿证交易,其实是在靠美好愿景和情怀打动用户,让他们来填补补贴缺口,认购参与人的热情和参与认购的长效性值得怀疑。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绿色环保意识来看,自愿绿证认购交易体系在推广和可持续性方面还有待观察。

其次,规定价格上限不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当前的政策设置了多个限制性条款,实际上并不利于绿证市场的培育。《通知》明确说明“认购价格不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金额,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或者通过竞价确定认购价格”。通过竞价方式拍卖,从来只给底价,未曾见过限制价格上限的,最高价限制无疑将卖方置于讨价还价的不利地位。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出售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电价补贴,之前投资的经济成本核算成为纸上谈兵,不仅预期盈利无望,还有可能亏损。如要进行价格管制,也应制定最低限价,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利益。

最后,限制交易次数的规定不尽合理。《规则》规定“证书在有效期内可以且仅可以出售一次,不得再次转手出售”。引入绿证的目的就是促进电力负荷中心和资源中心的交流,解决地区间可再生能源资源和资金错位问题。但这一规则实质上既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流转,也增加了认购人的风险。提高市场交易长效性,理应制定促进市场交换的配套机制,激励市场主体参与交易的热情和动力,限制交易次数的规定有待商榷。

五、未雨绸缪,积极做好绿证交易准备工作

目前绿证制度尚处于自愿认购交易阶段,对电力行业及市场主体的影响还不明显。随着2018年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出台实施,绿证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对电力行业的影响也将更为广泛和深远。在此背景下,相关各方都应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首先,绿证制度应进一步发展完善。未来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提出的能源转型要求,从根本上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及发展问题,必须进行重大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鼓励可再生能源开发、推动电网建设、提高有效传输和消纳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机制。如此,建立“配额制+绿证交易”机制责无旁贷。绿证自愿认购的推出,只能算是迈出了一小步,未来任重而道远,尚需根据实施情况进一步发展完善,使之更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积极做好绿证交易准备工作。由于强制交易即将推出,发电企业应提前做好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员方面的准备以占据先机。在系统内统筹建立专门机构负责绿证交易,组织相关人员研究学习绿证交易机制和交易规则,加快绿证资格申请,做好充分的绿证交易准备工作。自愿认购的背景下,发电企业应主动寻找用户,优先找到有意向认购绿证的买家,再根据认购方的需求申请绿色电力证书。

最后,适当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密切跟踪配额进展情况,结合配额政策合理布局可再生能源产业。预计可再生能源配额很快会下达各省,发电企业应提前统筹当地火电企业装机情况,提前制定发展规划,适当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朱敏)

我国将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

近日,威尼斯官方委发布的《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各地可因地制宜确定差别化收费的主要污染物种类,合理设置污染物浓度分档和差价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多种污染物差别化收费政策。

【问题】近年,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发展较快,城市已经全面建立起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城镇污水处理费是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排水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置的费用。绝大多数城市的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已经基本能够覆盖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的成本,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随着环保标准的提高,各地都在提高环保的标准,企业污水处理的成本在上升,污水处理费难以满足更高标准的需求。并且水源地保护区、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区域特别是劣Ⅴ类水体以及城市黑臭水体污染源所在地,要实行更严格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并相应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

原来污水处理像吃“大锅饭”,企业都把污水往里面排,出了问题往往就是污水处理厂被发现超排,污水处理厂遭处罚。但处罚是很有限的,所以违法成本较低,污水处理厂交纳罚款的同时相当于给了企业自由排放的通行证。随着中央环保督察的进行,很多时候污水处理厂的超标问题也被识别出来,甚至导致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停产的情况,园区的企业不能排放所以也停产。目前,城市已经全面建立起污水处理收费制度,但是却存在同一地区不同企业排放污水中污染物浓度不同,但执行的是同样收费政策的情况。这既不利于促进企业在排污前进行污水预处理,也不利于公平竞争,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一些企业污水通过纳管排放时,由于排放物的浓度较高以及排放了特殊难以处理的排放物,对污水处理系统的功能产生较大影响,一些污水处理厂出现集中超标违规排放,与排入的企业存在问题也有关,这也是工业园区发生污水排放频繁超标的原因,所, 以在, 工业园区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尤为重要。

【对策】《意见》指出,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新要求,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更好发挥价格杠杆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促进全社会节约、加快绿色环保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意见》提出五大措施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

一是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费动态调整机制。按照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设施运营成本(不含污水收集和输送管网建设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制定污水处理费标准,并依据定期评估结果动态调整,2020年底前实现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与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大体相当;具备污水集中处理条件的建制镇全面建立污水处理收费制度,并同步开征污水处理费。

二是建立企业污水排放差别化收费机制。鼓励地方根据企业排放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种类、浓度、环保信用评级等,分类分档制定差别化收费标准,促进企业污水预处理和污染物减排。各地可因地制宜确定差别化收费的主要污染物种类,合理设置污染物浓度分档和差价标准,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多种污染物差别化收费政策。工业园区要率先推行差别化收费政策。

三是建立与污水处理标准相协调的收费机制。支持提高污水处理标准,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提高至一级A或更严格标准的城镇和工业园区,可相应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长江经济带相关省份要率先实施。水源地保护区、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水污染严重地区和敏感区域特别是劣Ⅴ类水体以及城市黑臭水体污染源所在地,要实行更严格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并相应提高污水处理费标准。

四是探索建立污水处理农户付费制度。在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地区,探索建立农户付费制度,综合考虑村集体经济状况、农户承受能力、污水处理成本等因素,合理确定付费标准。

五是健全城镇污水处理服务费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通过招投标等市场竞争方式,以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成本、污水总量、污染物去除量、经营期限等为主要参数,形成污水处理服务费标准。鼓励将城乡不同区域、规模、盈利水平的污水处理项目打包招投标,促进城市、建制镇和农村污水处理均衡发展。建立污水处理服务费收支定期报告制度,污水处理企业应于每年3月底前,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报告上年度污水处理服务费收支状况,为调整完善污水处理费标准提供参考。

我国将深入推进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

近日国家威尼斯官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威尼斯官方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交通运输价格机制,深入推进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

【问题】目前铁路集装箱、零散货物及整车高附加值小批量货物运输价格,装卸短驳等杂项作业收费,已交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铁路整车大宗货物运输实行政府指导价,建立了按照与公路货运保持合理比价关系制定铁路运价的机制,并逐步理顺了基准运价水平,由铁路运输企业以国家规定的基准价为基础,在上幅不超过15%、下幅不限的范围内,根据运输市场供求竞争形势变化自主确定具体运价水平。但从实践情况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从近期用户反映看,铁路货运收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收费项目设置不合理、与运价补偿范围界限不够清晰,部分收费标准偏高、超出正常的作业成本,一些领域还存在铁路运输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强制服务等问题。

另一方面,铁路运价市场化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随着运输市场发展和运输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不同运输方式能够形成竞争的领域还将不断扩展延伸,公路等替代运输方式市场价格水平也将不断波动变化,对铁路运输产生影响。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顺应形势发展变化,持续推进铁路运价市场化改革。同时,铁路运输企业内部价格运行机制有待完善,基层铁路运输企业调整具体运价空间受限,不利于铁路运价及时灵活反映市场供求竞争形势变化。

【对策】威尼斯官方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威尼斯官方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完善交通运输价格机制,规范市场价格收费秩序,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促进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提高运输效率。

一是清理规范铁路货运有关收费。到铁路货运用户企业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铁路货运收费现状和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听取用户的意见和诉求,有针对性地提出清理规范措施,切实取消不合理收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规范经营主体收费行为,减轻用户负担,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促进拓展铁路货运市场范围,合理提升铁路在全社会货物运输中的占比。

二是持续深入推进铁路运输价格市场化改革,密切跟踪运输市场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研究放开具体竞争条件的铁路货物运输价格;对保留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铁路货运领域,健全规范灵活的运价调整机制,根据公路货运等替代运输方式价格波动情况,及时调整铁路基准运价。

三是指导铁路运输企业完善内部价格运行机制。指导铁路运输企业用好定价自主权,使运价更加及时灵活反映市场形势变化,促进铁路抓住市场机遇,更多利用返程回空等空闲运力,扩大市场规模。

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凸显扩大开放决心

6月28日国家威尼斯官方委和商务部公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2天后,新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也在30日推出。全国版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突显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彰显加强合作、互利共赢的诚意。

政策背景:几乎就在中国推出新版负面清单的同时,美国正在以国家安全名义准备对外国投资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由于国内问题的爆发和民粹情绪的增长,近年来,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有抬头的趋势,难免让人担心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等曾经被奉为“铁律”的理念会不会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动摇。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目前遇到了波折,那么现在中国的行动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支持。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在2001年之前基本处于全球贸易边缘地位的中国,通过不断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一跃而成为世界出口冠军。而且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在不断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不断上升。上述这些成就,显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难以适应的。因此,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乃至倒逼中国二次“入世”,以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是他们的战略目标。

不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的今天,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做到独自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变迁,合作性博弈理应成为贸易伙伴之间的优化选择。同样,环顾今日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价值链。整固制造业竞争优势、稳步提升贸易价值链和金融竞争力,是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升级的一般路径。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与中国经济战略升级的目标实现,内生性要求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以良好的制度设计与更开放的气质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促进投资与贸易的进一步便利化,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发展的红利,中国也将在此进程中构建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政策意义: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各种精致的“国家利己主义”冲击的微妙时间窗口,中国以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陆续向世界释放超预期开放措施,不断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积极谋求与区域和全球重要经济体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建立长久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本质而言,既是中国致力于促进区域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责任担当,也是在多边贸易体系与繁荣共生理念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以持续开放履行中国在市场准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承诺,以此向新一轮全球化提供重要动力。发布实施2018年版负面清单,是中国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深入推进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重大举措。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对外商投资限制继续放宽,是中国政府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外资对一些领域期待已久,现在放宽限制有利于外资的进入,对提振全球经济有着重大价值;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引入良性竞争,可借此提升服务业水平、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现在,中国推出新版负面清单给世界进一步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绝对不会停留于口头的宣示,一定会有坚实果敢的行动。中国两个负面清单的公布,可以消解外国、外商和外资对中国的“负面理解”和“负面情绪”,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

主要内容:中国政府于2015年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曾被国内外舆论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在2017版目录中,清单63项限制又比2015年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减少了30项。对比一下2018年版负面清单,可以发现限制在进一步减少,其保留的48条特别管理措施比2017年版的63条减少了15条。比如在制造业领域,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在金融领域,则取消了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限制数量的减少固然引人瞩目,更重要的是,2018年版负面清单展现了中国推动重点领域开放的更大决心,并对汽车、金融等领域列出了明确的对外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领域一直为外资所关注,现在列出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进一步增强了开放的可预期性。

政策影响:两个负面清单越来越短,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而且会形成自贸区版和全国版清单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譬如通过自贸区措施的复制和推广,不仅使全国版负面清单实质减少而且会使外资开放度内涵提升,由此再倒逼自贸区版和全国版负面清单继续缩短。外商在华投资的产业越来越宽泛,外资所受投资限制越来越少。内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待遇越来越均衡,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资本开创一个百舸争流、竞争更充分的空间。全国版负面清单已经给外企外资释放了相当的市场空间。譬如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而且给出了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的时间表——2021年。再如制造业的基本开放,到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船舶和飞行行业取消外资限制等。还有就是放宽了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如取消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种子生产外资限制,取消特殊稀缺煤类开采外资限制以及资源领域的石墨开采、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外资限制等。中国两个负面清单的公布非同寻常。定量而言,两个负面清单,都在继续缩短长度,这不仅意味着外企和外资在华的投资领域在扩大,而且在股比上也得到提升。因此,外资在中国,通过“区内区外”可以实现全产业、全行业的更小限制的投资,尤其是可实现在敏感产业和重点行业的控股乃至独资经营权。定性而言,中国两个负面清单的公布,意味着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消弭了外国的怀疑,消化了外商的顾虑,消解了外资的焦虑。

对策建议:显然,新版负面清单高度契合中国开放的内生性逻辑。未来四十年,中国呈献给世界的发展样本,是建立在凝聚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强大实体经济,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弹性且坚固的竞争性金融体系,以及基于有效经济增长支撑的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个目标的实现,当然离不开持续对外开放。而国际发展样本,当是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深度融入并引领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的变迁,并与有责任的经济体一道,致力于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合作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构建农村双创平台具有多方面积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互联网+农业、互联网+农村”等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农业农村部及时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构建农村双创平台,利用互联网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促进了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政策背景:农产品之所以卖难,是因为农产品大多数是鲜活农产品,这在全世界都是重要话题。农业农村部多年来首先抓了农产品批发市场,包括城市批发市场和田头市场建设,市场化基础设施能力大大加强,批发市场标准水平越来越高,产地批发市场全国各地有很多,都是有冷链、预处理、分级包装。有了分级预处理能力以后,怎么让消费者知道,所以要营销。2001年开始,国务院批准每年搞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已经办了16届,今年在长沙,还要继续办,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强。还有一些专场的,最近三四年,弄了150多场专场的推介。同时,利用电商推介各地特色农产品,电商的动员能力快,精准,很多媒体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还有各地的频道,开展了很多宣传工作。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专门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工程。开展农产品品牌建设,这是解决产销对接的重要方面,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区域品牌,每个区域的文化、自然和历史等条件不同,区域品牌是不一样的。二是企业品牌,各个龙头企业、大公司利用现代科技、现代标准、现代营销手段构筑起来的企业品牌,所谓的百年老店。三是产品品牌,一说章丘的大葱,就是最著名的,既是产品品牌又是区域品牌,还有定西马铃薯,还有贵州的都匀毛尖茶叶,这些都是区域品牌。

政策意义: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对于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农产品滞销卖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首先,把服务资源聚集在一起,有效满足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从乡镇、县里延伸到村的各种服务达到了四五十项服务,这些服务完全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解决,所以集聚各类服务满足农民群众的多种需求,做到进一个门,办百样事,像农民购买车船票、交水电费、小额提现、招聘应聘等等各种服务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办,成为农业技术的传播点,农村信息的采集点,农民生活的便利点、农产品上行的起始点和基层政府与农户的联系点。

其次,线上线下结合,有力带动农业转型升级发展,实际上就是把互联网的技术与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就是大家熟悉的互联网+农业,带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最后,构建农村双创平台,提供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益农信息社就是带动、发动当地乡亲们创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平台。益农信息社的带头人和信息员带动能力很强,有的是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奔小康,有的是直接组织各种培训、电商、双创,比如江西的很多益农信息社承担了当地行政服务中心的职能,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双创环境。

主要内容: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构建农村双创平台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加快益农信息社建设,确保到2020年覆盖全国80%以上的行政村。二是强化村级信息员选聘培训,坚持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会经营标准和原则,优先从返乡下乡人员和有志于从事信息服务的农村青年中选聘信息员,开展培训、提升能力。三是健全完善建设运营机制,调动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强部门合作,集聚涉农信息资源,建设公益服务平台,提升益农信息社服务功能和水平。

政策影响: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城乡的数字鸿沟,针对这一难点和痛点,在总结12316三农信息服务热线经验基础上,实施了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并且把它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基础工程,也是重大民生工程来对待。2014年开展试点,2017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要全面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并且整省推进。到目前为止,已经在18个省开展整省推进,效果非常好,覆盖面不断地扩大,功能不断地拓展,作用凸显,效果显著,也深受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成为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的突破口。乡村的地域非常广阔,信息进村入户工程通过省为核心,市县为纽带,村为节点的体系,建立起覆盖人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连接涉农部门的农村信息服务网络,不仅是经济活动、社会管理而且政务管理都能延伸到村里面,所以能够有效改善乡村治理。

对策建议:中国的开放会越来越大,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农业。现在是开放环境下的国际化的,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农业,这是现代农业人包括管理生产和科技人员必须面对的挑战,只有过了这一关,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真正迈上新的台阶。要抓住互联网弯道超车的机遇,构建新型经营主体、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机衔接的方式,推销特色农产品、优势农产品,这是最经济、最方便、最有效的,这就抓住了要害。特色农产品如果没有技术含量、没有标准、没有管理的创新和市场营销的创新,在激烈的竞争中是没有优势的,因为现在我们是全球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消费者享受了全世界最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对我们国内农业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压力,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市场营销创新和管理创新。

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国务院近日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行动计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标本兼治,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统筹兼顾、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

《行动计划》提出,经过3年努力,大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一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幸福感。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年下降25%以上。

《行动计划》提出六方面任务措施,并明确量化指标和完成时限。一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优化产业布局,严控“两高”行业产能,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深化工业污染治理,大力培育绿色环保产业。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重点区域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三是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加快车船结构升级,加快油品质量升级,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四是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实施防风固沙绿化工程,推进露天矿山综合整治,加强扬尘综合治理,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和氨排放控制。五是实施重大专项行动,大幅降低污染物排放。开展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行动,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开展工业炉窑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六是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建立完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联动,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行动计划》要求,加快完善相关政策,为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大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完善环境监测监控网络,强化科技基础支撑,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深入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加强环境信息公开,构建全民行动格局。

两办部署深化“三评”改革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三评”改革,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科技评价体系,推进分类评价制度建设,发挥好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作用。

“三评”改革是推进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意见》指出,要以坚持尊重规律、问题导向、分类评价、客观公正为基本原则。

《意见》明确了“三评”改革的主要目标:“十三五”期间要在优化“三评”工作布局、减少“三评”项目数量、改进评价机制、提高质量效率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使科技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创新创业潜能活力竞相迸发,科技创新和供给能力大幅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意见》从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评审管理机制、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完善科研机构评估制度、加强监督评估和科研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组织实施确保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等五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意见》强调,聚焦“三评”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入手,找准突破口,更加注重质量、贡献、绩效,树立正确评价导向,增强针对性,突出实招硬招,提高改革的含金量和实效性。针对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特点,建立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程序规范。推行同行评价,引入国际评价,进一步提高科技评价活动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确保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国办发文部署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对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要求,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切实做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取消。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进行梳理,逐项提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自行设定的证明事项,最迟要于2018年年底前取消。

《通知》提出,司法部要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加强对国务院各部门清理工作的跟踪、督促和指导,确保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清理工作完成后向国务院报告情况。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建议,对确需保留的证明事项,组织公布清单,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开具单位等。清单之外,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证明。对取消证明事项涉及修改法律、行政法规的,及时启动法律、行政法规修订程序。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本次清理工作为契机,通过公布新的办事指南、大力推行告知承诺制等方式,进一步转变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行为,切实改进服务作风,提升监管效能。要加强督促检查,对下级机关违法增加证明事项和证明材料、提高证明要求、随意将行政机关的核查义务转嫁给群众和企业的,及时纠正查处;对未及时纠正查处、引发不良社会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政策借鉴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打造“五翼”

近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研究讨论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汇聚专家意见,要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五翼”,即坚持“副中心质量”,打造高质量的一翼;构建大尺度生态空间,打造绿色的一翼;以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的城区为目标,打造宜居的一翼;加强文化传承保护,打造人文的一翼;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发展,打造协同发展的一翼。

首先,要坚持“副中心质量”,打造高质量的一翼。向雄安新区看齐,把高质量发展贯穿到各个方面。要以和谐宜居为标准,进一步明确提高标准、参数。注重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等技术,大力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加强政策集成和创新,提高管理标准,创新管理方式。聚焦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主导功能,推动高端资源要素布局,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点。

其次,要构建大尺度生态空间,打造绿色的一翼。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蓝绿交织成为城市副中心底色。坚持大尺度绿化,让城市副中心在森林环抱之中。依托多河富水生态本底,营造自然宜人滨水环境,保障城市防洪防涝安全。持之以恒抓好大气污染治理,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根本改善。

第三,要以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的城区为目标,打造宜居的一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建设宜居环境,一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打造国际一流的立体复合的设施服务环;另一方面未雨绸缪防“城市病”于未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解决好职住平衡问题。坚持低密度建设,整体提升老城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

第四,加强文化传承保护,打造人文的一翼。在建设中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严加保护,深入挖掘和保护大运河文化底蕴,突出整体保护、全面保护、古今交融的理念,促进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

第五,要辐射带动廊坊北三县发展,打造协同发展的一翼。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运作以及合作共建等方式,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乃至产业延伸布局,促进协同发展,同时强化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遏制贴边发展和无序蔓延。

Copyright 2017-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威尼斯官方-首页版权所有
地址:威尼斯官方-首页 晋ICP备10201395号 网站标识码:1408000028
电话: 0359-2282308 邮编:044000 技术支持:信息中心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