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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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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12期

  • 发布时间:2018-06-21 15: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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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1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620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贸易战及全球权力中心的未来

不存在没有痛苦的去杠杆

银保监会发文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监管

李扬:去杠杆不是说把杠杆都搞没了

张明:地方房地产调控思路亟待调整

夏季用电高峰叠加环保限产 下半年煤炭供需或偏紧

机遇与风险并存 特色小镇迎来转型期

要情文摘

国税总局发文进一步做好威尼斯官方政务公开工作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获政策支持

利用外资政策环境将继续完善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有利于地区平衡

光伏产业发展步入从规模向质量转变阶段

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

三部门发文部署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内部报告

移动互联网技术产业最新态势分析

 


经济分析

贸易战及全球权力中心的未来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悄悄来,也悄悄走,双方会晤最终没有发布任何最终决议。一份中美经贸磋商发表声明称,6月2日至3日,中美团队在北京就两国经贸问题进行了磋商。双方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中美之间达成的成果,都应基于双方相向而行、不打贸易战这一前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解读为以下几点:

第一,双方什么也没谈成(所以表述为“良好的沟通”以及“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

第二,沟通的领域仍然是农业和能源为主,对于中国来说,这也是快速扩大进口、消减双方逆差的两个最可能的领域。其他的领域,无法短期见效,也需更谨慎的评估。

第三,下一步细节的敲定,要看美方的诚意,不能总是刚谈完就翻脸(川普竞选时提出的“美国优先”战略确实实现得挺彻底,就这一点而言,美国选民应该满意)。

在中美贸易谈判没什么大进展的同时,美国决定从6月1日起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输美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就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与会的美国财长也遭到其他六国的孤立。美国这么做的背后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第一,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的确给美国经济社会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之前在快速发展阶段掩盖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加速暴露。也就是做大蛋糕的速度明显放缓时,人们对如何分蛋糕的敏感性快速提高。特朗普的一系列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其实就是对美国在全球利益分割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强烈反击。

不仅仅是美国,经济全球化对许多国家的影响并非完全正面的。纵观历史,经济全球化是在波折动荡中一路向前,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免出现几次回潮。反全球化的主要依据是在国家经贸交往中,一国的部分人群利益受损,比如当中国成为全球工厂时,美国蓝领工人将遭遇竞争力下降乃至失业问题。全球化的确会在一段时期内给某一领域的群体带来利益损失,它不是对于所有人群所有行业的完全帕累托改进(即,不是对所有行业都是一样有益处的)。就好像改革一样,总是要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一部分利益改善,很少出现全社会不同群体一致受益的情况。但是从总体看,经济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福利的增加大于损失。

这里面存在一个“时机”的问题。最近几年的各国大选,极端左翼或者右翼势力明显活跃,甚至在选举中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绩,或者是如特朗普当选一样,美国选民选择了背离传统成熟政客标准的“意外”。同时,英国“脱欧”公投也出现了大跌眼镜的结果。

这些其实都指向了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即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之前在快速发展阶段掩盖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加速暴露。也就是做大蛋糕的速度明显放缓时,人们对如何分蛋糕的敏感性快速提高。分蛋糕,也就是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相互争夺的过程。这就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各国之间、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矛盾加剧的简单解释,也就是无法继续做大蛋糕的时候,分蛋糕往往聚焦了大部分矛盾的原因。

特朗普的一系列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举动,其实就是对美国在全球利益分割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强烈反击(当然是他们认为的弱势)。比如中美贸易长期巨额逆差,美国认为中国占据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大多数好处,美国国内制造业遭受了不公平待遇,所以要求中国缩减逆差对美国蓝领工人是“正义”的。比如认为缺乏监管的移民政策给美国原生国民带来了利益损失,对正宗美国人是不“公平”的,所以要求在美墨边境修隔离墙,同时收紧移民政策。

声势浩大地拿中国开刀,无非是中美经贸的体量巨大。当前,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国,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8%,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也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美国进口总金额中占比高达21.1%。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8.5%,也是中国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现在是美国33个州的前三大货物出口市场,13个州的前五大市场。

这些被经济学家和成熟政客强烈批判的“幼稚举动”正切合了美国相当一部分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也是所谓“民粹主义”在经济疲软期和社会矛盾加剧期的一次回潮。无论是加征贸易关税还是修筑隔离墙,这些明显不是修正美国国内根本问题的措施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根本上还是国内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即便是看起来不理性的举动,只要可以暂时缓解群体利益分配矛盾,也值得一试。

第二,国家间贸易活动背后主要的支配力量不是各国政府,更不是某个领导人,而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各国贸易交流。只要市场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主要经济制度,那么经济全球化就不会彻底倒退。

一次明显的回潮是无法就此否定经济全球化的。其实,一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并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时,应及时关注国内部分人群的福利状况,通过国内政策调整弥补、减少全球化带来的损害,而不是因为全球化有弊端就全盘否定。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不存在只有完全的好处而没有任何缺陷的事。

那么,为什么即便遭遇了几次回潮,经济全球化仍然一往无前地在波折中发展呢?这是市场经济推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等方面的大发展,全球人员、技术和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资源配置也就从一国范围内扩大到全世界。哪里的人力资本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低亦或是技术创新发展快,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就指向哪里。除非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制度被其他更高级、更有效的经济制度取代,否则全球化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要求就很难改变。

当前,美国政府的全方位保护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忌惮,是在国内相关政策对部分人群托底不够、国内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严重背景下的一次民粹主义的回潮。看清了经济全球化背后的支配力量和发展趋势,就应该坚定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战略,一带一路就是响亮的回声。

第三,全球权力中心将从大西洋转向亚太,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地缘格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可以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将成为未来影响全球格局的最重要力量之一。贸易战打与不打,可能是看时机和运气,但是中美全方位矛盾加剧,是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

当前,国际格局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推动世界格局加速转型,国际形势发展演变背后实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发展变化。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呈现出“一升一降”的新趋势。“一升”指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快速提升,“一降”指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相对下滑。1945年时,美国GDP占世界一半以上,1970年降到31.3%,2016年下降到24.9%。西方七国2007年占世界GDP的比重为54.8%,到2016年下降到47.5%。

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发挥各自的资源、劳动力乃至市场优势,经济快速增长,国家迅速崛起。2007年,金砖五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为13.8%,到2016年上升为22.6%,这种变化奠定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注意到彼此发展间的更多利益共同点,越来越发现携手发展、抱团发展的优势,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对话和联系,在许多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携手合作、共谋未来,成为国际力量中上升势头最迅猛的一部分。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又一次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标志。

当前,亚太地区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未来更是将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逐渐将全球权力中心从大西洋转向亚太,这是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地缘格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可以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局势将继续成为未来影响全球格局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发展中大国,必将在未来国际舞台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放任自流,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关系的总基调。贸易战打与不打,可能是看时机和运气,但是中美全方位矛盾加剧,是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是美国的理性选择。之前,中美可能蜜月期长一些,现在及以后,矛盾期将更多一些。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是中国力量崛起后美国的战略应对,是未来中美关系矛盾重重的一个表现方面。对于美国来说,曾经有两个国家想要挑战权威,德国被战争打碎,日本被以广场协议为代表的经济遏制拖累。如今,中国又昂首阔步地走在了这条发展的道路上。与当年的德日相比,中国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潮流面前并没有被甩下,甚至占据了发展前沿,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堪比工业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革命。所以,从芯片入手,从中美贸易逆差入手,从高新技术产业跨过并购入手,给中国设置发展障碍。                      

不存在没有痛苦的去杠杆

2017年加强金融监管以来,大家都很关注金融行业的调整以及可能对经济的影响。中央确定三年三大攻坚战,第一是防范和化解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控制与降低杠杆,或者说是去杠杆。今年以来,债务违约事件明显增加,从债券到一些非标产品的违约事件增加,对金融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影响比较大,在实体层面也导致一些担忧,包括对民企的影响,甚至有人提出民企融资条件紧,导致国进民退。去杠杆怎么去?对经济影响怎么样?这是我们判断未来宏观经济和市场走势的关键问题。

房地产是高杠杆的载体

首先,我花点时间讨论一下杠杆是怎么来的。这对我们分析未来的走势,包括判断政策的应对很重要。为什么在金融自由化的时代,也就是过去几十年在全球范围内杠杆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很大?

大家关注广义货币M2的增长,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货币过快增长或者叫货币超发,中国、美国货币超发,全球货币超发,为什么货币超发在今天没有体现在一般商品价格的高通胀,它更多体现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这个和货币的投放方式有关系。

过去四十年广义货币增长主要是来自信贷,银行发贷款(包括影子银行类信贷)是货币投放,贷款还给银行是货币回笼,新增贷款就是货币净投放。中国有一段特殊的时期,在2008年之前大概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M2增长一个重要来源是外汇占款,但这是一个插曲,不是主流。我们不能忘记,八十年代金融自由化开始之前,有几十年的时间还有另外一种货币投放的方式就是财政,财政支出就是货币投放,政府给公务员发工资,政府采购等,政府税收就是货币回笼,财政赤字增加货币净投放,所以50到70年代有一个流行的词叫财政赤字货币化。

信贷与财政这两种货币投放方式对经济的影响有两方面不同。第一个是钱花在什么地方,贷款可能有少部分用来消费,比如买汽车,但大部分是投资,投资有两种,一是建立新的资产,比如建设新的铁路、厂房、办公楼等,还有一类是购买二手资产,买土地,买房子,买股票,甚至今天买比特币。建立新资产拉动实体需求,购买二手资产不拉动实体需求,而是现有资产的价格。所以贷款投放货币太多,拉动的不一定是实体需求,不一定带来一般商品价格的上升,而是体现在资产价格上升。

但是财政投放货币,政府支出要不就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不是社会保障的支出,钱到了低收入家庭转化为消费支出,所以政府投放货币太多,带来实体需求强,物价上升。总结来讲,金融自由化之前货币超发的主要后果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通货膨胀,八十年代以后货币超发带来的主要后果是资产泡沫。这是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杠杆有关系,银行贷款不是免费给我们的,贷款转为货币,我们手里钱多了可以去投资和消费,但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债务增加,所以贷款投放货币太多意味着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增多,杠杆增加。债务多了,不能还本利息,就会造成违约,违约多了就会造成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这个是过去四十年金融自由化时代货币超发带来高杠杆的问题。

财政投放货币不一样,政府不会把钱借给我们,政府也不是给我们发工资,我们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或者是政府采购,我们是用商品交易换来的,或者是政府的保障支出是免费给我们的,所以政府的支出投放货币代表的是私人部门净资产,净财富的增加,不会带来私人负债太多,不可持续的问题。当然政府的债务多了也有问题,但不是金融风险。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在和平时代本币政府债违约的事情,政府债务太多,意味其占用的资源太多,是通货膨胀问题。

信贷投放货币太多带来资产泡沫和私人部门高杠杆也就是金融风险,那资产泡沫和高杠杆之间有没有联系呢?这个联系就是房地产作为信贷抵押品的角色。银行信贷要看借款人的资质,有政府信用支持的或有抵押品的占有优势。我们看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内信贷持续过快增长几乎都是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房地产作为抵押品,使得房地产价格和信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信贷发多了房地产价格上升,带来抵押品价值上升,这意味着银行放贷能力就更强,这种相辅相成带来金融的顺周期性。

一个完整的金融周期是15到20年,而一般经济周期只有几年时间。金融自由化时代过去几十年,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有明显的下降,也就是说经济在短周期的波动下降,一旦有波动就是大波动。美国次贷危机以后是战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这里面就是金融周期的影响,这里面就有我们讲的杠杆问题。

我们讲的金融周期就是房地产价格和银行信贷(包括影子银行信贷)相互促进的机制。根据房地产价格和信贷估算金融周期,我们看到美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泡沫的破灭和去杠杆的调整。现在美国是在新一轮金融周期的上升阶段,欧洲在触底。中国现在在高点,似乎拐点发生了,这个和去年以来的加强金融监管相关,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痛苦调整的过程,我们要调整化解过去累积的问题与风险。

这里面大家尤其可以关注下,中国金融周期的扩张是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08年信贷扩张,房价上升带来的。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时间,中国的金融周期是向下的,其实那几年房价也是上升的,但信贷扩张没有那么快,广义信贷对GDP的比例是下降的。为什么那几年信贷扩张速度比较慢,因为外汇占比是广义货币扩张的一个重要来源,外汇占款本质上来讲是财政货币投放,是中央银行(政府)资产负债表扩张带来的,也就是政府持有的外汇资产增加了,它对应的负债是基础货币投放。

所以,那几年是符合我刚才讲的是财政投放货币的逻辑,带来的问题更多体现在一般商品价格的通胀上。在2008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外汇占款明显下降,主要是信贷扩张太多,这个是过去十年的问题。

在未来几年的调整,需要观察两个重要指标,一个是房地产价格,一个是债务也就是所谓的杠杆问题。一个大家关注的指标是宏观杠杆率,衡量的是私人实体部门,家庭和企业部门负债或者是金融机构对企业和家庭部门的信贷对GDP的比例。我们比较一下,美国2007-08年金融周期顶部也是宏观杠杆率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之后几年是去杠杆的调整过程,2008年到2013-14年下行调整,再后面比较平稳。欧元区的宏观杠杆率在2010-11年欧债危机之前持续上升,后面稳定下来。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之前是相对稳定,过去10年持续上升,去年以来开始趋稳了,开始进行调整了,这个和加强监管有关。未来怎么调整?

从结构性加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

像其他宏观指标一样,宏观杠杆率的概念提供一个有用的总量视角看问题,但也掩盖了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其实,高杠杆都是结构性的,去杠杆自然也是结构性的。我看市场上有观点过度解读“结构性去杠杆”这个用词,甚至认为从总量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是政策层面的放松,实际上本来就不存在所谓总量去杠杆的问题。

在经济活动中,杠杆总是结构性的,从需求端看,总是有一部分人比较乐观,有一部分人比较悲观,加杠杆是乐观的这部分人。在泡沫时代,乐观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杠杆率上升快。

从供给端看,乐观的人不一定有能力加杠杆,这个和制度和市场环境有关,总是有一些部门,有一些行业加杠杆的能力相对强些,你要有信用担保,要么是政府信用担保,要么是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信用担保。需求和供给两端共同作用导致在一个时间点总是一些部门或者一些人群的杠杆率高于其他人,也就是结构性高杠杆。

我们看美国的例子,金融危机前主要是家庭部门杠杆率高,家庭部门内部主要是低收入家庭杠杆率高,所以这一次危机被称为次贷危机。危机以后他们的调整主要是家庭部门去杠杆,尤其是低收入家庭。企业部门也受到连带的影响,经济环境不好,企业杠杆率也降低了,但有限,很快就企稳反弹,而家庭部门去杠杆持续时间较长,近几年才稳定下来。

结构性去杠杆还体现在政策层面的应对。为了对冲私人部门去杠杆对经济的冲击,或者说帮助私人部门去杠杆,政府加杠杆,财政扩张。政府的债务增加帮助私人部门去杠杆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财政扩张支持实体的需求,也就是缓冲私人部门降杠杆对总需求的冲击。

第二个渠道是政府的债务就是私人部门的资产,政府债务增加带来私人部门资产增加,而政府债务带来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高的资产,在去杠杆的阶段,满足私人部门对流动性资产的需求,缓冲利率上升的压力。美联储量化宽松,在市场购买国债,支持了财政扩张,同时投放基础货币,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增加了私人部门的流动性资产。所以,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过程中,财政的角色很重要。

去杠杆是结构性的,但有系统性的影响,金融波动有传染性,某一个部门的去杠杆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下降,风险溢价上升,从而带来对整体经济的冲击,所以需要宏观层面的政策应对。

回到中国,我们的结构性高杠杆在什么地方?我们主要是企业部门杠杆率高,家庭部门杠杆率最近几年上升比较快,但一般认为总体来讲还是在比较低的水平。企业部门高杠杆本身也是结构性的,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第一是看所有制,一般认为国企的杠杆率高,中央提出去杠杆的一个重点就是国企,最近有观点认为国企去杠杆结果民企受伤,违约多是国企而不是民企。那么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结构性高杠杆也是变化的,国企杠杆率总体来讲比民企高,但我们要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民企的杠杆率近几年快速上升,风险显著增加,实际上近期发生违约的民企基本都有债务快速扩张的问题。

民企杠杆率有较大的波动,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民企杠杆率有明显的下降,在当时外部冲击下,市场力量驱动民企经过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这个过程在2011年见底,然后反弹上升,现在基本回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与民企相反,国企的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持续上升,可以说是国有部门应对外部冲击的一个侧面反映,到2014年国企杠杆率稳定下来。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同部门或个体之间杠杆率绝对水平的比较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承受杠杆的能力不同,国企的杠杆率比民企高并不意味着国企的债务不可持续风险更高,民企的问题是没有政府信用担保,债务可持续性较低,加上这几年杠杆率快速上升,所以在加强监管资金紧张后,民企受到的冲击较大,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超预期的现象。

但这不是说国企杠杆率高就没有问题或者国企去杠杆不重要,我自己认为国企去杠杆更多地应该从结构和收入分配角度来看,杠杆越高占用的社会资源越多,这里有一个资源是否有效配置的问题,在缺少市场纪律约束缺少自我纠正的情况下,就需要政策层面去推动降杠杆。

按行业划分,分为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非房地产非产能过剩行业。非产能过剩、非房地产实体行业的杠杆率最近十年基本稳定,产业过剩行业杠杆率在持续上升后近两年明显下降,这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有关。我们要关注的是房地产行业杠杆率持续上升,现在还没有看到调整的迹象,这就是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风险。房地产销售好时,开发企业的问题暂时不大,但是一旦房地产销售放缓,现金流风险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因为它的资产负债率非常高,现在是80%,产能过剩行业只有50%。所以说去杠杆过程中最大的风险还没有暴露,更谈不上化解。

另外一个结构性杠杆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大家知道现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严监管,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自己的观点是从债务可持续来讲政府的存量债务其实不是大问题,主要问题是政府的债务融资条件和政府信用错位,地方政府一方面享受着政府的担保,很难想象会破产,但其融资条件接近商业融资,期限短、利率高,所以难以持续。

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需要两手抓,一个是控制新增债务,二是存量债需要进一步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把商业融资条件置换成政府信用条件。为什么控制新增债务重要?我认为和国企债务一样,主要还是资源占用和分配问题。总结来讲,国企和地方政府去杠杆为民企发展增加空间,同时民企中过度杠杆,尤其和房地产有关带来资源配置低效的企业也要去杠杆。

市场与政府都要发挥作用

以上的讨论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和市场在去杠杆过程中的角色,能不能仅靠市场导向或者市场自我的纠错机制,实现市场自发的去杠杆,而不需要政策干预去杠杆。我的观点是即使在国有部门以外也就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外也必须有政策干预,政府的角色不可或缺,带有普遍意义。为什么这样?现代金融体系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比较成熟的体系里也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市场自发纠正的力量不会很快到来,没有政策干预指望市场自发去杠杆会使得不平衡,使得泡沫和杠杆非常大,最后的调整可能是毁灭性或者非常大的冲击。为什么会这样?现代金融体系里这个杠杆创造了什么?

我们知道信贷带来杠杆,但信贷也创造货币,银行的贷款转化为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就是货币,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是无限的,没有人觉得自己钱太多,大家都希望钱多,这是需求端的问题。供给端也缺少约束机制,比如银行怎么判断坏账,抵押品价值越来越高,银行会觉得资产质量没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扩张。

尤其是所谓的外部性问题,从维护社会稳定,维护金融稳定来讲,政府对银行体系有显性和隐性担保。导致的结果就是负外部性,也就是金融机构有扩张规模的动力,收益是自己的,后果是整个社会承担。所以指望市场自发的纠错机制不现实,需要外部的力量来限制顺周期性,这个外部力量可能是外部冲击,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民企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去杠杆,但这种外部冲击是偶然的,更多是需要政策的干预。

我们看其他国家的例子,美国的上一轮去杠杆也就是次贷危机是怎么触发的,是什么因素打破了当时金融的顺周期性呢。显然不是市场自发的,而是美联储在2004到2006年年间连续17次加息的结果,紧货币导致房价在2006年见顶,随后的下降使得家庭部门杠杆率在已经高位的基础上急剧上升,触发了猛烈的去杠杆动能,最终在2008年带来系统性金融危机。日本也是这样,1989-90年日本央行加息,房价91年见顶,随后的下降开启了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过程。当然,当时的货币政策紧缩是更宏观的考虑,不是直接针对去杠杆的,但金融风险是其中的考虑因素,最终来讲,去杠杆的动能是货币政策紧缩的效果之一。

我们这一次是加强监管,直接针对去杠杆,可以说是吸取了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或者说在金融周期拐点后加强金融监管,对危机的反思是个体的监管,单个金融机构的监管有偏差,即使单个金融机构没有问题,但是总量来讲可能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危机全球范围内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紧缩有共性也有重要差异,这对我们理解去杠杆的路径和影响很重要。

共性是两者影响经济的渠道都是杠杆率,货币政策紧缩、利率上升提高负债的成本,带来杠杆下行压力,进而影响消费和投资。加强监管是针对某一人群、某一部门、某一经济活动,通过往往是行政性的措施直接限制杠杆增加或者降低杠杆,这自然也带来对相关主体的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虽然两者影响经济的载体都是杠杆,但是有重要差异。首先,货币政策是先影响总量,影响的是整个经济,但是影响的效果带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经济的不同部门受到的影响不一样,针对性不一定强,比如在房价上升预期带来加杠杆的情形下,要通过加息来达到紧缩效果,要求的加息幅度可能很大,对其他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加强监管针对性强,先影响结构,这种结构影响有总量效果,但对总量影响的链条比较长,也比较复杂,不一定符合预期,比如这次加强监管,融资条件紧缩,但房地产没有调整,而房地产作为抵押品是杠杆的载体,家庭部门的按揭贷款快速增长,房地产相关企业的债务还在扩张。

另一个差异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是相对比较市场化的传导机制,作用的速度比较慢,有时滞,短期观察到的效果比较温和,但正因为这样可能超调,累积的效应可能超出政策的意图,美联储2004-06年连续17次加息是一个例子。而审慎监管是行政性的干预措施,简单粗暴,优势是立竿见影,但是力度不好把握,也存在用力过大的风险。

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各有有劣势,那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就是两者在同一个方向用力,也有相互对冲的一面,这要看去杠杆过程所处的阶段,这又要看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我自己的观察和解读是,我们这一次去杠杆,带有鲜明的政策主动作为,主要以加强监管为手段,货币政策基本是中性的但倾向有些变化,在2017年上半段是中性偏紧,4季度开始到现在中性偏松,对冲严监管带来的信用利差上升。未来怎么走,要看去杠杆过程的演变对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影响。

我们在观察去杠杆过程的时候,有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层面是企业怎么来还本付息,一般来讲,两个来源,一个是收入或者说利润,一个是新增贷款。用收入和利润还债,紧缩企业新增投资的资源,对增长是负面的影响,新增贷款短期对增长是有利的,但是起不到降杠杆的目的。这两个影响实际上是我们观察债务和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指标。

在债务负担越来越高的时候,还本付息越来越大,债务对经济拉动的效果越来越低,这时候如果叠加新增贷款少了,还债能力进一步下降。这时候企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变现资产用于还债,其中一个特殊的形式就是债转股,就是把资产和股权让出来,债转股是相对比较有序的方式,如果不是有序,大家都公开变卖资产,资产价格就会大跌,或者说想卖也卖不出去了。

再一个就是违约或者叫债务重组,基本可以分为两类,政策主导的有序重组和市场导向的自发或无序违约。比如针对国企的债转股,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可以说是政策推动的重组,比较有序,外溢的冲击较小,民企的债务违约是市场导向的,是无序的违约,外溢的冲击比较大,这是一个自然的机制,因为市场参与者情绪变化大,带有羊群效应,往往从过度乐观很快变为过度悲观,所以冲击比较大,实际上我们债务违约的额度相对于总体债务来讲还是很小的。

近期有观点认为去杠杆的负担主要落在民企,比如违约的多是民企。其实违约是给债务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违约是一个现实也可以说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违约必须付出代价,违约后被债权人追诉、甚至破产清盘,否则就有很大的道德风险,大家争相欠债不还。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规范清晰的追诉程序,好像还没有出现过一例因为违约带来的破产清盘。

现在担心民企违约,民企受的伤害大,这个取决于你怎么看,他违约了又不能被追诉,对相关企业来讲不是好事情吗?当然,对社会来讲,这带来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纠纷,有外溢的负面影响,比如社会问题,我自己的观察,不一定对,在企业债务违约问题上似乎地方政府比企业更着急,还是要尽量避免违约。外溢影响在资本市场的一个体现就是投资人总体的风险偏好下降,风险溢价上升,紧缩融资条件,带来更多的违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规模的违约甚至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

所以在紧信用、去杠杆的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政策层面来控制它的影响。这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对冲作用。首先是财政扩张,支持总需求,对冲紧信用对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货币放松,降低无风险利率可以对冲风险溢价上升的冲击。我们看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信用急剧紧缩的环境下,呈现鲜明的“松货币、宽财政”的特征。

就我们的情况而言,我自己的观察是逐渐从“紧信用、紧货币”转向“紧信用、松货币”,信用利差近期显著上升。而无风险利率,包括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下降,都是松货币的体现。随着去杠杆的推进,在宏观层面,“紧信用、松货币”的特征将更加明显。这里面有一个争议,货币放松力度有多大?这个要看总体的经济环境,在金融市场看投资,看债券市场可能很紧张,但是宏观政策的导向不会仅仅取决于金融市场,还要看更广的宏观经济。去年到现在总体的经济我自己的看法是超预期的,经济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现阶段不存在大幅放松的条件。

当然,紧信用对经济的影响有时滞,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融资条件紧缩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到下半年或者明年逐渐显现出来,这需要货币政策相机决择。这里面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房地产,到目前经济为什么超出预期,虽然外部需求是一个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房地产没有明显的调整,房价没有明显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幅放松货币或者放松监管,可能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泡沫,使得过去一年的去杠杆调整的努力都白费了。其实房地产和债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房地产是信贷的抵押品,没有房地产的调整,杠杆率的下降容易反转,房地产不调整,难以可持续的去杠杆。

如何理解“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

最后讲一个问题,在金融周期下半场理想的宏观政策组合是“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如何理解这样的组合?首先紧信用是前提,松货币和宽财政是为了对冲紧信用的影响。其次,紧信用、松货币有两个层面的体现,价格层面体现为信用利差上升,无风险利率下降,在数量层面,紧信用就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紧缩,松货币就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美国是在短期无风险利率接近零下限后美联储扩表购买长期国债和按揭支持债券。

其实不需要等到短期利率到零才央行扩表,中国央行过去几年已经有些工具创新,比如PSL、MLF。我自己的理解,紧信用环境下的松货币主要是财政或者准财政行为,这种准财政行为带有鲜明的结构导向,比如支持三农、支持小微企业。昨天央行宣布扩大MLF抵押品的范围,可以说是为央行扩表创造更大的空间。

在这个逻辑下,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降准增加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在市场恐慌、对流动性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能快速有效增加流动性供给,平抑市场利率。但是就对经济更大范围的影响来讲,在我们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下,降准的传导渠道是增加银行的可贷资金,通过商业银行扩表也就是信贷扩张来实现。

而信贷扩张和去杠杆的紧信用要求是有矛盾的,体现在两种可能的情形,一是降准是把资金交给银行通过贷款来配置,在房地产不调整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配置的结果很可能是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所以我们看到央行在最近一次降准时,结合了结构性导向的措施,试图引导资金支持小微企业,但钱是流动逐利的,效果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如果紧信用导致风险偏好大幅下降,信贷需求减弱,同时银行惜贷,这种情况下,降准难以促进信贷扩张。所以我的判断是在去杠杆过程中,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将会在宏观政策对冲中发挥更大作用。

银保监会发文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监管

中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近日联合发文,将商业银行月末存款偏离度监管指标值由原来的3%调整至4%,同时要求商业银行不得设立时点性存款规模考评指标。

《关于完善商业银行存款偏离度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应完善薪酬管理制度,改进绩效考评体系,加强存款的基础性工作,强化存款日均贡献考评,从根源上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商业银行应加强存款稳定性管理,月末存款偏离度不得超过4%。

通知要求商业银行进一步规范吸收存款行为,不得以违规返利吸存、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延迟支付吸存、以贷转存吸存、以贷开票吸存、通过理财产品倒存、通过同业业务倒存等手段违规吸收和虚假增加存款。

银保监会表示,完善存款偏离度管理是规范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督促银行强化合规经营的重要举措,也是适应银行业务模式和金融市场变化的及时修订,有助于进一步规范银行经营行为,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李扬:去杠杆不是说把杠杆都搞没了

对金融领域来说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第一任务。中央要用三年时间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习主席指出金融风险的源头就在于高杠杆。因此要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要用三年时间来完成的攻坚战聚焦在去杠杆上。去杠杆涉及很多方面,概括为五点。

第一,地方政府去杠杆。这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权责利的划分,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调整,更深的其实涉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借钱?为什么不顾中央的三令五申依然在提高杠杆?因为他认为更重要的、压力更大的事情迫使他这样做,比方说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体制性矛盾,希望能在这三年时间理出头绪。

第二,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非金融企业不能笼统地讨论。我们过去这些年多次告诉大家,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事实上也在下降,但结构不平衡问题突出。国企部分的杠杆率还是在上升,民企杠杆率下降的非常快。民企杠杆率下降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关门不干了,他的资产负债表就消失了。如果没有进一步贷款,一些企业只能关门。这种情况在今年上半年也相当突出。这是一个研究重点。

企业去杠杆重点在于国企,国企去杠杆的重点在于僵尸企业。所以在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归纳为“破、立、降”。所谓“破”就是破除无效供给,处置僵尸企业,无效供给的载体就是僵尸企业。这句话一下子把事情说得非常直接。供给侧改革不是形而上学地说建些什么东西,而是让供给有效。无效供应已经没有社会需求了,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在维持运转,还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都是提高杠杆率的因素,而且会形成不良资产。所以中央这个概括非常清楚,就是僵尸企业的问题。

第三,从宏观上收紧货币银根。去杠杆,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供应这个闸口都是无用之招。要从宏观上全方位来看待去杠杆,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对于去杠杆非常重要。

第四,金融去杠杆。过去几年,以理财、资产管理为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嵌套问题、平台问题都很突出,金融杠杆率也上升过快。所有的嵌套、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资产的重组,用的都是杠杆操作,客观上提高了金融杠杆率。所以这个形势下,形成大国资的管理办法,也是去杠杆有效的行政手段。

第五,花一些钱处理不良资产。杠杆本身是现代经济运行的特点。比起小农经济、比起自然经济来说,用杠杆操作肯定先进得多。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除杠杆,而是要让杠杆有可持续性。下一次我们再开资产负债表去杠杆会议,这个东西要多宣传宣传。社会上乱说要搞到大家都没有杠杆,这肯定是错误的。杠杆要可持续,可持续微观上有标准、宏观上也有标准,这才符合现代经济运行的特征。公司金融理论中有关于企业杠杆率的设定,进取积极有成就的企业往往可以通过高杠杆来进行公司运营。因此把基本的理论和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看是大家真正要做的,让大家对这个事情有正确认识。我们货币当局最新的表述是稳定宏观杠杆率,他用的是“稳定”,而不是“降低”,可见对这个事情大家已经逐渐地理性看待。在我们看来,杠杆的最大问题是其中那些形成不良资产的部分,那部分不良资产所对应的负债是死负债,是永远还不了的,是我们真正要处理的部分。

“杠杆率的破产法思维”,就是指这块硬骨头。如果没有不良资产,杠杆率高一些也很好,购销两旺、借贷两旺,源源不断的产品生产出来,还了本、还了息,再继续借贷两旺。但如果负债形成了不良资产,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会循环,问题也是出在这里。

张明:地方房地产调控思路亟待调整

即使学过最简单经济学的人,也知道价格由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通常情况下,要降低特定商品的价格,需要一方面抑制需求、另一方面增加供给。具体到房地产,如果我们想抑制一个城市的房价上涨甚至压低这个城市的房价,就需要一方面抑制购房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房屋的供给。

1998年左右住房商品化启动迄今,中国重点城市房地产已经经历了多轮调控,但房价截至目前基本上是越调越涨,导致迄今为止中国房地产市场其实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市场化周期的洗礼(当然,少数城市除外,例如温州或鄂尔多斯)。而房价越调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调控主体的地方政府,一直在逆经济规律行事。

如前所述,要抑制房价上涨,需求与供给要两手抓,需求应该抑制,供给应该增加。但迄今为止,在多轮调控期间,地方政府的思路均是,一方面严格抑制购房者需求(主要是通过限购与限贷的方式),另一方面却以更严格的手段抑制商品房供给(主要是通过限制开放商融资、限制开放商拿地、更严格的层层审批等)。

由此造成两方面的问题,其一,短期内部分投资投机需求的确被抑制住了,但刚性购房需求依然存在,在限购的背景下压力不断累积,等待释放的机会;其二,由于供给被收紧,即使在调控的过程中,当地的房地产存量依然在不断下降,而增量迟迟没有到来。最终造成的结果则是,一旦政府由于某种原因放松调控(这通常是由于经济增速下滑或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刚需很快回到市场,但供给却持续保持在低位,结局自然是房价新一轮暴涨。

由于广大购房者或围观群众反复目睹了以下事实,也即地方政府声称是压低房价的调控措施最终导致房价不断上升。这也意味着,但凡相信政府政策宣示的购房者(也即停止或推迟购房的人)最终不断错过在较低水平上的购房机会,而与政府反其道而行之的购房者(也即想办法绕开购房限制——例如假离婚)迄今为止赚得盘满钵溢。这就强化了购房者关于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使得压低房价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换言之,除非房价发生断崖式下跌,否则如果房价温和下降,都会被潜在购房者视为“逢低买入”的机会。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在使用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呢?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的兴衰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从内心深处来讲,是不愿意看到房价持续下跌导致房地产行业持续萧条的。首先,在当前中国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持续处于财权小于事权的局面,迫切需要通过预算外收入来平衡财政收支,并为自己带来自由度更大的潜在资金,而通过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土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则是几乎所有地方政府最重要的预算外收入来源;其次,地方政府对土地的需求价格弹性很低的事实心知肚明。对于需求弹性很低的商品而言,要最大化商品销售额,理性的做法是降低商品的供给,由此带来的单位价格的上升的收益将会超过销售数量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地方政府都有很强的压低土地供给来最大化土地出让收入的倾向;再次,房地产投资增速、房地产业贡献的各种财税收入、房地产行业解决的就业,甚至开放商主动或被动承担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都非常重要;第四,房地产行业已经与商业银行业密切绑定到一起。很多地方商业银行超过一半以上的贷款都与房地产存在各种形式的联系。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深度调控,商业银行体系就可能面临重大负面冲击,这一点也是政府不愿意看见的。

正是由于房地产行业对地方政府而言至关重要,因此,迄今为止,各地房地产调控思路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真正压低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而是让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变得慢一点。然而,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了同时抑制需求与供给的策略,最终非但没有长期压制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却反过来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最近两年以来,在“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调控精神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要求更加严格,控制房价上升甚至成为各地政府官员的硬性政绩考核指标。按理说,这应该会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吧?

的确,地方政府的行为近两年来的确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对于部分城市而言,房地产市场非但没有降温,反而越来越火爆。原因何在呢?

问题的核心在于,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房地产调控业绩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各城市新房房价的同比或环比不应继续上升。看起来这个指标是相当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只限新房房价而不限二手房房价,导致新房与二手房房价之间的差距显著拉大,这就给市场提供了新的套利空间。

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严格限制新房单价,以及当前开发商在各种融资方面都面临压力,导致开发商没有很强的动力去开发新盘,导致对于很多城市而言,新房的供给量很小。另一方面,由于新房单价显著低于二手房,购房者心知肚明,只要能够买到新房并转而到市场上销售,是只赚不赔的买卖,这就导致对新房的需求量猛增。

由于新房的供给量远低于需求量,很多地方政府就顺理成章地采取了“摇号买房”的政策,这进一步刺激了市场上的购房需求,以至于多个城市出现了数万人排队摇号购买几百套商品房的新闻。而这样的新闻被报道出来的结果,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新房市场。

由于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背景下,外地人很难在一些核心城市获得购房资格,而本地人购房也面临一个家庭限购两套或三套的调控政策限制,按理说,这样的“摇号买房”现象是很难持续的。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年年初以来,很多城市加入了“抢夺人才”的行列。很多城市放松了对外地人的落户限制。对于某些城市来讲,只要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不管是不是应届毕业生)就可以立即落户。而一旦新增人口落户,就立马具有了购房资格。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不是说这些地方政府放开人口落户就是为了激活房地产市场,然而事实上是,调控新房房价新规引发的套利游戏,的确被当前各大城市的人才抢夺战进一步放大。

当前地方政府的这种房地产调控思路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呢?

首先,这违背了“房住不炒”的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初衷,导致当前购买新房的行为受到投资性炒作的主导。众所周知,由于想买房的人太多,目前开发商出售房屋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全款支付。事实上,能够拿得出全款的,通常不是自住需求的购房者(例如应届毕业生或潜在的改善住房者)。例如,据媒体报道,很多城市当前能够摇到号的购房者,都不是个人而是公司。试问,公司成批量买房,这是用于自住吗?

其次,这可能会导致新的腐败行为。不难看出,当前的调控已经形成了新房与二手房的价格双轨制,而双轨制是最容易滋生寻租行为的。只要能够拿到低价的商品并到高价的市场上出售,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自然会吸引到具有寻租能力的官员或其他主体的参与。例如,目前媒体报道,某城市一个楼盘摇号的结果,是某部门官员的占比异乎寻常的高,商品房几乎变成了这个单位的内部分房。这背后的问题与风险,值得我们深思。

再次,这会显著推高部分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水平,最终使得这个城市的房价水平远超过当地收入水平,最终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下降。例如,成都是本轮调控下新房市场最火爆的城市之一,而成都最近两年整体房价的上升幅度非常惊人。由于笔者是四川人,笔者在成都工作的很多同学与朋友都表示,当前核心城区的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人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对新毕业的年轻人而言,过去在成都贷款买房的梦想是不难实现的,而现在却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换言之,“抢夺人才大战”的后果是这个城市越来越不适合年轻人打拼,这样的政策是否有些南辕北辙呢?

最后,这会导致居民部门杠杆率进一步上升,以及中国居民部门的财富过度集中在房地产,而一旦未来房地产市场出现深幅下跌,这不仅可能给商业银行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也会造成部分居民的违约以及大量居民的重大财富损失。从宏观角度来讲,自2015年以来的这一波房地产牛市,本质上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来帮助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去杠杆的调控思路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与中国居民的勤劳工作与高储蓄率密切相关。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火爆,一方面降低了中国居民通过勤劳工作去支付的激励(工作的回报远低于炒房的报酬),另一方面也通过诱导居民部门加杠杆而降低了居民部门的净储蓄。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本身就是脆弱性的一种表现。网络上常常把中国屡败屡战的投资者戏称为“韭菜”,而居民的财富损失则被戏称为“被割了韭菜”。过去的韭菜主要集中在中国股市,而其实股市是中国最市场化的金融市场,投资者普遍接受了“愿赌服输”的逻辑。笔者深深担忧的是,没有只涨不跌的楼市,而一旦中国楼市面临显著下跌的格局,是否会有无数家庭通过辛勤工作积累的财富被割了韭菜,而这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呢?

因此,当前部分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思路亟待调整。正如笔者反复指出的,要真正控制房价上涨,必须要同时抑制需求与增加供给,而目前增加有效供给是主要矛盾。但是,要地方政府能够真心实意地增加供给,就必须或者改革分税制(让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更加匹配),或者给地方政府增加新的收入来源。只要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没有变化,他们就始终存在在房地产行业“做市”的动机。

 

夏季用电高峰叠加环保限产 下半年煤炭供需或偏紧

煤价再上700元高位

随着盛夏到来,煤炭价格也随之持续走高。易煤网数据显示,最新一期(6月2日至8日)易煤北方港动力煤平仓价格指数5500K当期指数为688.30元/吨,环比上涨45.50元/吨,涨幅7.08%;长江口动力煤指数方面,5500K当期值为722.6元/吨,环比上涨3.75%。

易煤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这是去年下半年以来,长江口动力煤价格指数第二次站上700元/吨的高位。去年下半年,长江口动力煤价从去年9月起从600元/吨左右持续攀升,今年2月一度接近850元/吨高位,随后3月开始回落,4月中旬随着下游需求提振再次反弹,6月初重破700元大关。

2016年底国家威尼斯官方委、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联合签署的《关于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中明确,动力煤价格的绿色区间为500元/吨至570元/吨。易煤研究院研究员潘汉翔表示,这一波煤价上涨并站上700元高位,背后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下游用煤需求远超市场预期。据中电联数据,今年1-4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210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上年同期高了2.6个百分点。尽管目前官方尚未发布5月用电数据,但有媒体近日报道称,“受市场预期向好、高温等影响,1-5月份全国发电量同比增幅超过10%;而5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预计也同比增长10%左右。”潘汉翔指出,“5月以来国内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是用电增长的主因之一,此前中电联在年初预计,上半年用电增速大约在5%左右,而现在看起来大概率要超过9%,这远远超出市场预期。而在发电厂一侧,水力发电增速下滑,也变相增加火力发电保供压力,加大燃煤需求。”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电厂发电量208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7%。其中,水电2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火电1595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电力用煤需求大增,而同时进口煤补位却相对滞后,这也给市场带来了短期内供需偏紧的局面。”

今年以来,威尼斯官方委等行业主管部门就煤炭价格多次召开座谈调控会议。6月11日,陕西煤业在互动平台上透露,威尼斯官方委5月曾召开针对煤价的调控会议,主要是针对港口煤价出现的非理性上涨,打击违法违规炒作煤价、囤积居奇等行为,增加长协供给,引导市场回归稳定。事实上,这一轮威尼斯官方委等主管部门对煤价的干预,可以追溯到2016年下半年。当时煤价受去产能和煤炭业276工作日弹性限产影响出现一波持续上涨,威尼斯官方委及中煤协等牵头组织龙头煤企与五大发电集团等统一签订了一波中长期合同。2017年以来,威尼斯官方委等还先后出台后续政策,对煤电长协的比例作出规定,并出台了配套奖惩措施。

环保限产因素叠加

汾渭能源煤炭分析师曾浩指出,这一波煤炭价格上涨原因,除了用电需求大增超预期外,还有环保限产和安全整顿的因素。据曾浩介绍,今年5月以来,包括内蒙、陕西等煤炭主要产地陆续迎来一波环保检查,“内蒙有部分露天煤矿已经关停,产能影响比例大约为10%左右;而山西这个煤炭大省的文件也下来了,马上要进行安全大检查,估计6月工作组进驻之后,部分超能力生产的煤矿产能也会受到影响。”

随着煤价逐渐从低点反弹至高位,部分煤矿受利润诱惑开足马力甚至超能力生产,今年以来,山西等多个省区已发生多起煤矿安全事故。6月初,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近期煤矿较大事故的通报》,通报表示,今年4月份以来,全国煤矿接连发生多起较大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依法严厉打击超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行为。

曾浩还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8年全国要继续削减煤炭产能1.5亿吨。这一年度任务对上述产煤大省而言依然是重任在肩,不容乐观。“而新增或置换的优势产能投产的释放,则相对时间周期较长;同样,进口煤5月订货,也要一个半月才能到,总体而言,今年夏天至下半年,煤炭供需格局依然偏紧,煤炭价格将大概率保持高位。”曾浩称。

潘汉翔强调,影响下半年煤炭价格走势的因素中,有气候(温度)和进口煤两大变量。如果今年夏季全国大部气温偏高或出现持续大范围高温天气,则电力对燃煤需求将持续保持旺盛;同时,进口煤限制政策目前尚未全面放开,国际煤价也保持高位,未来能否在具备价格优势的条件下,成为国内煤炭供应的有力补充,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曾浩认为,相对于气候或进口煤政策而言,煤炭企业今年的效益全面提升是可以确定的。“目前在山西地区的民营煤矿企业,吨煤利润高达200元左右,而国有煤矿吨煤利润也在50-100元左右。”曾浩认为,在去年年报、一季报部分被债务包袱和低煤价拖累之后,今年二季度和全年,煤炭企业的财务报表预计将出现同比大增的现象。

从多位煤炭行业人士处获悉,为保证电力等下游用煤需求,威尼斯官方委和铁路总公司近期将新增2亿吨-3亿吨左右的电煤中长期合同。同时,铁路部门将在现有电煤长协合同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运输潜力,优化运力调度,重点向中长协倾斜。此外,作为神华集团和国电集团重组打造的国家煤电一体化龙头,国家能源集团近日也公开表示,集团的煤炭销售政策与国家要求保持高度一致,集团将把外购煤长协价格控制在黄色区间(600元/吨以内),全力稳定煤炭市场形势、保障社会用煤安全。                           

机遇与风险并存 特色小镇迎来转型期

近年来,在多项政策红利支持下,特色小镇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些地方找准自身优势,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找到了经济发展新动能;有些地方盲目跟风上项目,试图简单照搬其他地方或国外的经验,存在一定风险。

随着近两年的探索,特色小镇发展的政策风向越来越清晰,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未来特色小镇发展的总体要求;风口越来越聚焦,都市圈周边地区、交通枢纽地区以及有特定资源支撑地区是特色小镇较为理想的选址,小镇发展呈现出市中镇、园中镇、镇中镇、城郊镇等一些主要形态;建设风险越来越明确,主要就是房地产风险、政府过度负债风险、低质量规划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可持续运营风险。

风向:特色小镇大有可为

关于特色小镇,前一两年写的文章、做的讨论很多都没有清晰界定,对特色小镇的优点讲得多,缺点讲得不充分,问题有所累积。特色小镇发展如果不能适时纠偏,到一定时候,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会不会一声令下,不让搞特色小镇了?现在看,这个顾虑得到了化解。

特别是2017年12月,国家威尼斯官方委会同当时的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把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平台,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发展产业特色鲜明、服务便捷高效、文化浓郁深厚、环境美丽宜人、体制机制灵活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政府部门,包括中央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个地方对于特色小镇都出台了很多政策给予支持。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反映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是: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大有可为。

特色小镇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提出,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发展特色小镇可以促进和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就地就业。特色小镇面积不大,在产业上是小而强,体制上是小而活,形态上是小而美,功能上是小而优。一个特色小镇,能够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提供休闲娱乐的空间,使得人们多了一个旅游的去处,而且能够吸引新经济在当地落户,改善一个区域的投资品质和投资环境,解决当地的就业,吸引中小企业和一些特色产业入驻,源源不断产生税收。为此,关于“推还是不推特色小镇”这个问题,经过不断的实践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另一个风向性的问题是“要推多少个”。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特色小镇发展上,也是要追求有质量的、健康的发展和规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质量摆在第一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数量和质量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未来是否还要按照1000个、2000个特色小镇来推,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有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特色小镇。

再一个风向性的问题是“按照什么模式来推”。在此之前,国内关于特色小镇讲得比较多的是浙江特色小镇模式,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很多地方把浙江特色小镇可以学的和不可以学的,一股脑儿地借鉴或者照搬,才导致了特色小镇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创新的理念可以学习,如何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的做法可以借鉴。但是浙江的特色小镇有它立足的基础,如历史条件、文化条件、产业条件等,与其他地方都不同,建议各地在推特色小镇发展模式方面,要把自身的基础条件和理念等科学区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小镇。

另外,关于特色小镇的风向谁来牵头的问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关于未来特色小镇如何合力推进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问题,特色小镇应该是一个合力推进的过程,应该放入多部门协调的机制当中。特色小镇发展当中也应该特别注意将小城镇和特色小镇进行有效区分,这是未来分别制定相关政策的基础。

未来特色小镇的风向,我认为是越来越清晰,我们会在很长时间里要有质量、高规范地去推进特色小镇,强调特色小镇可持续、健康的发展。

风口:研判五个关键要素

关于特色小镇发展的风口,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围绕特色小镇发展的规律,逐渐找到一些接近于科学发展的共识。

第一,哪里有风口?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发展,一定不能够四处开花,一定只能是在适宜的地点才具有高度的生命力。比如说大城市周边应该是特色小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又如,可以依托现有的一些存量较好的发展空间发展特色小镇,如园中镇、镇中镇;再如,利用城市的一些街区进行更新提升等。实际上,科学的特色小镇是在条件较好的空间上进行的一系列优化和提升,而不能够抛弃现状条件,所谓在一张白纸上画又美又好的图画,这是选择特色小镇风口这一个阶段要把握的重点。

第二,什么类型的特色小镇有生命力、有风口?具体地讲,旅游小镇有没有风口?体育小镇有没有风口?我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产业经济的分析,而产业经济的分析只有落到特定的空间、特定的地点上才具有意义,我们不能把简单产业经济的分析套到小镇上。当年波特提出的集群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工作非常有指导性。现在来看,实际上他当时也强调了地理空间的意义。他讲的就是在一个空间上、围绕着一个产业、相关联的机构集聚在一起。但是实际上他将空间做了很多扩展。而我们今天分析特色小镇的时候,非常强调的就是在小空间里那些有潜力的产业的集聚,因此非常强调在一个特定的地点、过去有发展的基因、现在有发展的条件、未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非常强调产业和地点相结合,强调多元要素的集合。

第三,这个风口是谁的风口?它是政府部门的风口还是企业的风口?还是什么相关部门的风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联合创造生产力的风口,是大家协同合作的一个风口,所以非常强调的是政府和企业有效的合作。如果我们只是强调企业的作用,让企业作为主导,那么很有可能对它的长远要求兼顾不够;但是如果我们将这项工作交于政府,有可能出现产业支撑不够的危险,所以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是一个联合创造生产力、联合发展的问题。

第四,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风口?特色小镇有各种各样的组团形态,涉及各种各样主体之间连接和联合的形态。在有些地方强调特色小镇的发展,在有些地方强调小城镇和特色小镇互相补充相互衔接的发展,要把特色小镇和小城镇结合起来,例如在上海金山枫泾镇,是若干个特色小镇互相结合的局面。广义上讲,特色小镇很有可能在大城市周边以小镇群的方式出现,尤其是交通、通讯强化了小镇群这样一种形态。特色小镇要密切地和核心城镇、交通枢纽进行结合,和现有的产业创新高地进行结合,这也意味着特色小镇发展越来越强调它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最近出台的几个文件和报告,都在把特色小镇放在区域协调发展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说。我认为,只有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特色小镇才能够具有源源不断的活力,才能够为整个区域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特色小镇应该放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以协调、协作、协同、联合的形式来取得生命力,不能将它孤立于各类城镇的体系、区域发展的体系之外。

第五,风口的黄金窗口期在什么阶段?前两年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误以为特色小镇只能辉煌一两年,都要纷纷抢占这样一个战略的高地,所以很多地方的特色小镇出现了“泥沙俱下”的局面。特色小镇应该是在一个长远发展过程当中不断展现出来的战略机遇。因此,我也认为,地方政府部门应该结合长远发展,制定一个较长时间的路线图。对企业来说,原先误认为要迅速地抓住所谓的黄金窗口期、要抢占的地点,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对于黄金窗口期的判断,应该更加冷静、更加理性。

风险:科学把握各类风险

特色小镇发展存在多个风险,包括房地产风险、政府过度负债风险、低质量规划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以及可持续运营的风险等。

当前,特色小镇仍然会面临各类政策调控的风险。有些地方特色小镇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虽然看起来只是局部问题,但是这些局部问题有可能导致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对特色小镇的发展产生误判,从而会出现一些宏观上的新判断。为避免局部的发展和那些受到打击、受到打压的特色小镇与整体特色小镇发展态势混为一谈,应该有效合理区分特色小镇的风险情况,我想这一点对于特色小镇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越来越多的特色小镇开始面临债务过度的风险。一些地方政府大包大揽,把特色小镇作为融资平台来打造,希望利用特色小镇扩大当地的固定资产规模,推动当地GDP增长,甚至还出台了特别考核,形成一哄而上的局面。由于很多特色小镇都是前一年、前两年进行规划建设的,近两年,我们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在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新要求背景下,以往我们所谓赖以支撑的发展基础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地方应该重新评估债务现状,重新评估未来发展的财力基础,要警惕债务过度的风险,尤其是国家明确要求债务超过一定警戒线的地方不能再通过政府的债务平台来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也面临着资金疏解的问题,所以要警惕债务过度的问题。

关于房地产化的风险,很多房地产企业转向做特色小镇,我认为有很多值得理解的原因,但是不能将房地产和房地产化混为一谈。如果变成房地产化,也就是说特色小镇没有明确的产业支撑,收入来源基本上依靠房地产,那么就会将地方政府带到泥沟里去,最后使这盘棋彻底失败。目前特色小镇最大的风险之一也是房地产化。房地产化的风险又会滋生出低质量规划风险、可持续运营风险和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风险。很多房地产企业转向做特色小镇,但缺乏对特色小镇内涵和概念的理解,缺乏产业运营能力,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认识也不够充分,导致把特色小镇项目当作房地产开发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特色小镇还存在能力内存不够的风险,也就是各地对特色小镇发展的各种挑战缺乏有效的应对。特色小镇是将一个产业上升为产业与区域相结合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要求多要素、多主题,是一个创新程度极高的空间,门槛比以往许多的发展空间要高得多。但是以往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误解,认为特色小镇的门槛很低,主题介入过多、过度,这也成为特色小镇发展面临的一个风险。

地方政府想通过特色小镇来发展自己的产业,但如果吸引不来产业,小镇可能会变成空城。从国家威尼斯官方委起初的设想来看,应先有产业再有小镇,通过产业聚集来规划建设小镇,再吸引人口,这是比较良性化的模式。但现实中反过来了,地方政府寄希望于通过小镇来吸引产业,即先建小镇,再吸引导入产业,但产业能否来是未知数,这也是风险。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是对风险没有认识。地方总是习惯于强调特色小镇带来的经济社会意义。实际上,很多特色小镇的最大风险就是对风险本身的认识非常不到位、不充分,还有就是认为小镇的风险有可能存在于未来,没有认识到所有未来的风险都是现实,是“种子”。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风险问题,特别是要把未来存在的各类风险放到当前进行考量,这是有效提升特色小镇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                              

要情文摘

国税总局发文进一步做好威尼斯官方政务公开工作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威尼斯官方政务公开工作的通知》。

《通知》强调,进一步推进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公开,对社会广泛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建议和提案,牵头主办单位原则上要公开答复全文。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公开税务检查执法信息。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加强事前公开、规范事中公示、推动事后公开,使税收执法过程和结果更加公开透明,更好接受纳税人和社会公众监督。

《通知》要求,进一步抓好财政预决算、重大建设项目、公共资源配置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贯彻落实。各级税务机关要把上述重点领域信息公开纳入主动公开基本目录,持续动态更新,并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中公布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税务总局将根据机构调整和职能变化对已编制完成的主动公开基本目录进行动态更新调整。各省税务机关要依据新的“三定”规定及实际承担的工作职责全面梳理公开内容,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税务系统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编制工作的通知》(税总办发〔2017〕151号)要求,于2018年11月30日前编制完成本机关本系统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将新机构成立后的主动公开信息、原机构仍有效的政策法规、纳税服务、税收执法信息等纳入目录,并对外发布。

《通知》强调,着力加强政策解读和舆情回应。及时解读重大税收政策。牢牢把握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代化的要求,围绕服务打好“三大攻坚战”和国家重大战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推动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强化国际税收合作等税收重点工作,做好相关税收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和工作成效的跟踪解读,不断赢得纳税人的理解和支持。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或影响市场预期的重要政策,要同步进行解读,把握好政策解读的节奏和力度,主动引导舆论,为推动政策贯彻落实营造良好环境。税务总局各司局和各省税务机关主要负责同志要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吹风会,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署名文章等方式,深入解读政策背景、重点任务、后续工作考虑等,及时准确传递权威信息和政策意图。政策起草部门要注重运用客观数据、生动实例等,进行形象化、通俗化解读,把政策解释清楚,避免误解误读。

《通知》要求,及时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增强税收舆情风险防控意识,密切监测搜集苗头性舆情,特别是涉及重大税收政策、措施以及影响税务部门形象和公信力等方面的税收舆情,要做到及时预警、科学研判、妥善处置、有效回应。做好个人所得税改革、深化增值税改革、环境保护税征收等与纳税人密切相关的热点舆情回应,更好引导社会预期。建立完善与宣传、网信等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提高税收舆情回应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稳妥做好突发事件舆情回应工作,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严格落实税收舆情处置绩效考评制度,对税收舆情处置不得力、回应不妥当、报告不及时的税务机关要予以通报批评、约谈整改。

推动网上办税服务公开。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及时公开“互联网+税务”有关措施的落实情况及阶段性成果。公开网上办税服务事项清单,推动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实现办税材料目录化、标准化,让纳税人办税更明白、更便捷。加快税务总局门户网站与中国政府网等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推动涉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全国漫游”。进一步明确税务网站和新媒体等渠道网民留言的受理、处理、办结流程,及时准确反馈答复,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纳税服务。

规范公开办税服务事项。开展办税服务信息检查,重点查看公开的办税服务信息是否准确规范、与实际工作是否一致等,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清理并公开纳税人办税需要提供的各类证照、证明材料,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各省税务机关要及时更新已公开的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办税指南,办税指南之外不得增加其他要求。办税条件发生变化的事项,应在完成审批程序后1个工作日内公开变更后的相关信息和具体实施时间。推广使用统一的12366税收知识库,统一纳税人咨询答复口径,方便纳税人办税。

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获政策支持

科技部和全国工商联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引领产业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民营企业。在产业细分领域培育一批“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

【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也是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新时代下,让创新成为新引擎、新动能,我们企业才会有大有作为,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大舞台上的主角。但当前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创新动力不足,民营企业无意创新。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属小型、微型企业,大中型企业比例很低,维持生存是企业的第一任务。还有不少企业受现实利益诱惑,经营追求“短平快”,而创新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多数民营企业自主创新意识普遍较弱。二是人才和技术的缺乏,民营企业无力创新。人才、技术和资金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近年来虽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逐步树立了自主创新的意识,但大都苦于人才、技术和资金等条件严重缺乏,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能力进行创新。三是资金匮乏,民营企业难以创新。产业集群内大多为中小企业,企业起点低、规模小,技术开发资金严重不足;四是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没有公共的技术创新平台,无法为企业提供公益性产品开发、信息咨询和其他配套服务。而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视不够,也影响到企业创新投入和品牌开发的积极性。

【对策】发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对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通过政策引领、机制创新、项目实施、平台建设、人才培育、科技金融、军民融合、国际合作等加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在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各项政策方面,深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及无形资产税前摊销、政府采购、科技金融等普惠性创新政策落地实施,取得实效。推广实施创新券政策,开展创新券跨区域应用试点,支持民营企业利用创新券购买创新服务、降低创新成本。

针对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展完善科技金融,形成科技创新与创业投资基金、银行信贷、融资担保、科技保险等各种金融方式深度结合的模式和机制,为民营中小微企业营造良好投融资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支持民营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军民协同创新、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

利用外资政策环境将继续完善

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我国将出台措施,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利用外资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推进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手段。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外资有效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储蓄及外汇不足、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落后、企业管理技能欠缺等问题,并且有力地加快了我国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就业人数的增加和GDP的增长,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了市场化改革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参与度与参与层次的高低以及获得的国内增加值的多少,与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有着密切联系。当前中国面临着提升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参与度与参与层次的任务,因此中国需要吸引更多的优质外商投资。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复苏,跨国投资出现回暖迹象,各国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中国经济迈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虽然面临激烈的国际引资竞争,但中国有持续增强的高水平产业配套能力,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有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对策】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出发点是要营造公平透明便利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借鉴国际通行引资政策的框架,从投资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投资促进、投资保护、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这六个方面提出了措施。

在投资自由化方面,提出了要修订负面清单,要在今年7月1号之前修订出台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稳步扩大金融业的开放,持续推进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深化农业、采矿业以及制造业对外开放,特别是要取消或者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投资者高度关注的制造业领域开放。要加大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力度,拓展电信、文化、旅游等领域开放试点。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要大幅下放审批权限,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投资总额10亿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统统由商务部改为省级人民政府来审批。放宽企业开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的备案条件,支持跨国企业集团办理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使用的便利度。提升外国人才来华工作、出入境便利度,积极推进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的试点,简化外国人才来华工作许可的程序,中国境内注册企业如果选聘外国人才,可以在2个工作日之内获发签证。

在投资促进方面,优化外商投资导向,进一步落实外国投资者以境内利润直接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等方面的税收政策。鼓励外资并购投资。通过支持提升集约化用地水平、支持依法灵活用工等措施,降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成本。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加大投资促进工作力度,包括提供投资促进资金支持,在法定权限内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外商投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在投资保护方面,继续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推进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侵犯商业秘密、商标恶意抢注等行为,大幅提高知识产权侵权法定的赔偿上限,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完善中央层面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同时要求建立健全各省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一些不公平待遇和发展诉求等方面的问题。

在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方面,进一步拓宽外商投资企业的融资渠道,允许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银行机构持有的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向境外银行转让,通过建设陆空联合开放口岸和多式联运枢纽,增加国际国内航线和班次,加强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领域收费行为监管,进一步降低西部地区物流成本。加快沿边引资重点地区建设,特别是鼓励地方统筹中央补助资金和自有财力,支持边合区、跨合区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高标准规划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国际合作园区。

在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方面,依法赋予国家级开发区更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促进开发区优化外资的综合服务。支持国家级开发区给予主导产业用地方面的倾斜,招商引资团队可以实行更加灵活的人事制度,发挥开发区示范带动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作用。加大引资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各类绿色环保基金,支持开发区引进先进节能环保的技术、企业,健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开发区双向协作的引资机制,合作建设产业转移协作平台、产业转移园区等等。

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有利于地区平衡

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国发〔2018〕18号)。通知指出,国务院将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中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政策背景: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制度上实现了对城乡各类人员的全面覆盖,参保人数不断增加,待遇水平稳步提高。从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总体情况来看,运行较为平稳,能够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就业多样化、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地区间抚养比差距扩大,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的问题日益严重。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主要集中在广东、北京等东部地区,而辽宁、黑龙江等部分省份已经出现基金当期收不抵支的情况,基金运行面临较大压力。省际之间基金不平衡问题靠省级统筹难以解决,需要进一步提高统筹层次,在全国范围对基金进行适度调剂。

政策内容:中央调剂基金筹集方面,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的资金构成。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基数,上解比例从3%起步,逐步提高。中央调剂基金拨付实行以收定支,当年筹集的资金全部拨付地方。中央调剂基金按照人均定额拨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核定的各省份离退休人数确定拨付资金数额。中央调剂基金管理纳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中央调剂基金采取先预缴预拨后清算的办法,资金按季度上解下拨,年终统一清算。现行中央财政补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保持不变,中央政府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和拨付中央调剂基金后,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由地方政府承担。

政策意义: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对于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均衡地区间养老保险基金负担、促进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养老保险权益公平共享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重要举措。可以合理均衡地区间基金负担,实现基金安全可持续,实现财政负担可控,确保各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政策举措:为确保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顺利实施,将加快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  一是完善省级统筹制度,推进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工作,2020年要全面实现省级统筹,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打好基础。二是强化养老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强化基金预算严肃性和硬约束,严格规范收支内容、标准和范围,确保应收尽收,杜绝违规支出。三是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扩面征缴、确保基本养老金发放、严格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落实等情况列入省级政府工作责任制考核内容,对工作业绩好的省级政府进行奖励,对出现问题的省级政府及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养老保险缴费和待遇查询系统、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监控系统以及全国共享的中央数据库,实现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及时掌握和规范中央调剂基金与省级统筹基金收支行为,防范风险。

光伏产业发展步入从规模向质量转变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意味着光伏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对实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背景:近年来,我国光伏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全球最大应用市场。但发展取得突破的同时,也面临补贴缺口、弃光限电、产能过剩等难题。新形势下,需要引导市场和行业调整发展思路,将光伏发展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上来,推进技术进步、降低发电成本、减少补贴依赖,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

政策意义:通知的出台,既是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缓解光伏产业当前面临的补贴缺口和弃光限电等突出矛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光伏产业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主要有四方面意义:一是有利于缓解财政补贴压力。财政补贴缺口持续扩大是当前制约光伏发展的突出问题,如果这种超常增长继续下去,财政补贴缺口持续扩大,将对行业发展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适当调低需要补贴的新增建设规模,将避免形成系统性风险,长远看有利于产业发展。二是有利于解决消纳问题。今年一季度,弃光率达4%,虽有好转,但仍不稳固。而且随着分布式光伏装机快速增加,给东部一些地区配网安全运行带来新问题。通过调整发展节奏,有助解决光伏消纳问题,减少弃光。三是有利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随着光伏发电补贴强度下降,将倒逼企业从依靠国家政策向更多依靠市场转变,通过降本增效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光伏行业优胜劣汰,遏制非理性扩张,进一步巩固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培育一批世界级光伏制造领军企业。四是有利于促进地方降低非技术成本,改善营商环境。补贴下调之后,为保证光伏发电项目经济性,一方面企业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也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落实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降低非技术成本。

政策亮点:此次调整并非“一刀切”,而是对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进行优化,采取分类调控。对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和分布式电站建设规模合理控制增量;对领跑基地项目视调控情况酌情安排;对光伏扶贫和不需国家补贴项目大力支持,有序发展。国家能源局组织招标的技术领跑基地建设项目上网电价政策保持不变。特别是,这次新政对于不需要补贴的项目是留有余地的,这也是为了将光伏产业发展的重点从扩大规模转到提质增效、技术进步上来。不可否认,短期内新政将引发一定的行业波动,但大浪淘沙始见金,每一次产业调整都是一次优胜劣汰的市场洗礼,都会促进优势企业更好发展,并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最终带来光伏发电成本快速下降。期待以后光伏产业的发展越来越不需要依靠补贴,光伏行业的周期特性就越来越弱,更多地体现为长期的成长性。

政策建议:对于光伏产业也不能简单的一限了之,国家需要出台更多配套政策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由于同样的中国光伏企业,同样的技术和产品,在国外建设的一些光伏电站已经实现了平价上网。但在国内,由于融资等非技术成本过高和弃光等问题,平价上网难以实现。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为真正走向“光伏强国”保驾护航。

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的意见》,全面部署加快奶业振兴,保障乳品质量安全工作。

《意见》要求,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优质安全、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降成本、优结构、提质量、创品牌、增活力为着力点,加快构建现代奶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不断提高奶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奶业现代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到2020年,奶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奶业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100头以上规模养殖比重超过65%,奶源自给率保持在70%以上。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竞争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乳制品供给和消费需求更加契合。乳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提高,消费信心显著增强。到2025年,奶业实现全面振兴,奶源基地、产品加工、乳品质量和产业竞争力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意见》明确了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一是加强优质奶源基地建设。优化奶源基地布局,丰富奶源结构,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加强良种繁育及推广,打造高产奶牛核心育种群,促进优质饲草料生产,提高奶牛生产效率和养殖收益。二是完善乳制品加工和流通体系。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建立现代乳制品流通体系,不断满足消费多元化需求。密切养殖加工利益联结,培育壮大奶农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养殖加工一体化发展,规范生鲜乳购销行为。三是强化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修订提高生鲜乳、灭菌乳、巴氏杀菌乳等乳品国家标准,监督指导企业按标依规生产。落实乳品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建立健全养殖、加工、流通等全过程乳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进一步提升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品质和竞争力。四是加大乳制品消费引导。积极宣传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发展成效,定期发布乳品质量安全抽检监测信息,展示国产乳制品良好品质。实施奶业品牌战略,培育优质品牌。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倡导科学饮奶,培育国民食用乳制品的习惯。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协同配合,制定和完善具体政策措施,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完成工作目标。

三部门发文部署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关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依法依规管理处置机构变动部门和单位的国有资产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切实做好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涉及的资产清查、划转、接收等工作,确保资产随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时有序调整到位。

《通知》明确了“分类施策、简化程序、把握重点、防止流失”的原则,分四类规定了部分、整体、跨军地、跨央地资产划转有关工作程序,要求切实加强办公用房、土地、公务用车等重点资产管理。

《通知》强调,要对机构改革涉及部门和单位有关资产进行全面清理,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确保按要求完成相关资产管理工作。办公设备、软件等可方便移动的资产原则上“资产随职能和人员走”,接收资产要确保不超编、不超标。严禁借机构改革之机违规处置、更新资产,未达使用年限等不符合处置更新要求的,不得处置更新,已达使用年限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应当继续使用。

工信部发布《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18年工作计划》。

《行动计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落实《指导意见》决策部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面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为目标,着力建设先进网络基础设施,打造标识解析体系,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同步提升安全保障能力,突破核心技术,促进行业应用,初步形成有力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工业互联网体系,筑牢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据《行动计划》内容显示,到2020年底,将初步完成建成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的行动目标。初步建成适用于工业互联网高可靠、广覆盖、大带宽、可定制的企业外网络基础设施,企业外网络基本具备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支持能力;形成重点行业企业内网络改造的典型模式;初步构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成5个左右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标识注册量超过20亿;初步形成各有侧重、协同集聚发展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在鼓励支持各省(区、市)和有条件的行业协会建设本区域、本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础上,分期分批遴选10个左右跨行业跨领域平台,培育一批独立经营的企业级平台,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试验测试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机制,全面落实企业内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制定设备、平台、数据等至少10项相关安全标准,同步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安全建设,显著提升安全态势感知和综合保障能力。

此外,《行动计划》将基础设施能力提升行动、标识解析体系构建行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行动、核心技术标准突破行动、新模式新业态培育行动、产业生态融通发展行动、安全保障水平增强行动、开放合作实施推进行动、加强统筹推进以及推动政策落地这十项行动计划作为重点任务行动内容。

内部报告

移动互联网技术产业最新态势分析

当前移动互联网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技术架构相对稳定,产业逻辑转向新技术储备和精细化运营。移动计算通信芯片、移动操作系统仍是技术创新重点方向,5G芯片、人工智能与操作系统的融合等成为发展热点。

移动互联网技术成熟 产业进入全新阶段

移动互联网技术架构稳定,原生操作系统依然是技术主线。移动互联网自发展早期就形成云管端紧密耦合的技术架构体系,并成熟稳定升级多年。一是云侧技术基本延续自互联网,但数据资源更加多元化;传统互联网服务品类依然构成应用服务主体,基于位置及O2O类是亮点所在。二是管侧技术形成3G、4G移动通信网络全局支撑和WiFi热点补充的格局,5G技术趋于成熟并逐步走向商用。三是端侧技术原生操作系统依然是主线,对上实现应用、对下统管硬件。

移动互联网浪潮仍在继续,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一是规模持续领先,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远超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总和;全球智能手机保有量超过28亿部,仍是第一大入口级计算平台。二是空间依然广阔,移动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仅为42.6%,新兴国家仍存在较大的人口红利;移动应用、移动流量未来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应用及流量价值挖潜加剧。三是增长动力强劲,全球智能机出货稳步增长,智能穿戴、VR、AR等新型终端加速普及。四是长期技术演进,计算通信、存储传感、输入输出器件革新和5G通信网络技术演进将带动终端、网络、应用等跨越式发展。

移动互联网产业逻辑转向新技术储备和精细化运营。一是产业格局趋稳,引领产业发展的核心智能终端产业格局趋于稳固,进入门槛大大提高,竞争全球化、白热化,行业洗牌加剧;移动应用创新与竞争已演变为巨头企业之间的竞争。二是融合创新加剧,智能手机在物联网应用场景扮演控制中心角色;智能机中大量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如智能个人助理、增加电池续航、智能音频等,将成为人工智能最大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智能化应用提供支撑。

移动互联网技术被内化、影响在放大,杠杆效应推动产业价值裂变式增长。智能终端、宽带网络、移动应用跟传统行业的融合不断创造全新可能,催生移动导航、移动游戏、移动打车、移动办公等各类丰富的应用服务。移动互联网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态重塑+改变互联网格局”,创新个人移动、便捷接入、感知、摄像、位置服务、社交平台、移动支付、单易用等功能特性,提供十倍于台式电脑时代的机会。二是“产业扩张+重置传统领域”,移动互联网与更多生活生产领域融合,创新服务模式及产业形态。三是“跨界+细分+智能+价值”,行业界限更趋模糊,移动互联网产业价值持续放大。

多元融合促进产业生态持续创新,技术演进仍蕴藏巨大变革。一是操作系统提供商和各软件应用服务提供商联合起来,实现应用层与业务层的数据共享和数据联动。二是线下产品、品牌、社交元素与线上数据、平台、体验、价值融合,实现高效传递、精准挖掘,塑造新的商业形态。三是移动互联网演进仍蕴含较大的技术创新活力,其中延续性的技术升级包括工艺制程升级、架构革新、分辨率的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增长、传感器智能化等;颠覆性的技术变革包括与特定算法紧耦合的专用智能应用芯片、基于材料和器件创新而来的通信功率器件、5G芯片、新型显示、人工智能芯片等。

5G引领移动芯片技术变革 OS在开放和封闭间寻找平衡

5G高频应用推动移动芯片变革。5G频谱包含6GHz以下低频段和6GHz以上高频段,高频应用推动移动芯片在设计、制造、封装等领域的系统性革新。设计方面,基带高速并行处理能力的要求大幅提升,5G带宽要求超过800M,工作频率达到1GHz左右,工作频率仅仅是采样率的2倍左右,对基带的高速并行处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制造工艺方面,半导体先进制程工艺需要持续升级,以满足基带5G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5G终端基带芯片有望升级到7纳米工艺节点,此外GaAs/GaN化合物半导体工艺、SAW/BAW制造工艺等特色工艺亟待升级,5G毫米波高频通信还将推动基于射频CMOS或锗硅等硅基集成工艺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加速成为高端手机芯片的标配。移动终端将面临并解决智能感知、精准认知、安全系统、动力系统四大挑战,人工智能成为移动芯片性能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实时计算机视觉、低能耗增强现实和精确语言理解是端侧人工智能创新的三个重要方向,移动SoC通过升级异构性能或集成专用计算加速单元,提升神经网络处理能力。目前高通、三星等厂商主要是通过升级异构性能,推出基于“CPU+GPU+DSP”的移动异构计算平台,例如高通骁龙835移动芯片中的数字信号处理单元提升神经网络处理速度与能效至CPU的8倍和24倍,并且DSP与ISP配合支持计算机视觉。

安卓加紧碎片化管理,iOS积极构建开放的应用开发环境。一是谷歌逐渐加强对安卓的控制权,来对抗碎片化和安全等问题。在2017年发布安卓8.0版本的同时,谷歌又推出Treble计划,简化系统更新的推送流程,以解决安卓碎片化问题。二是苹果逐步放松对iOS的收紧政策,为开发者营造更加友好的生态环境,苹果先后开放Touch ID、相机、Core NFC、Music Kit等多个API,实现对第三方输入法、第三方安全软件等多项功能的支持。

AI技术将成为手机操作系统发展的突破口。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手机操作系统中的应用日益广泛和深入,通过机器学习,重点提升系统的资源优化配置、系统流畅性以及人机交互能力。如iOS系统引入AI照片应用,可识别人脸、物体,并能给相册中的人物进行分类,可以识别四百多种物体,五千多种不同场景。二是人工智能未来将更加注重场景分析能力和行为习惯的学习预测能力的提升。如苹果Siri学习能力持续强化,能够借助智能机器学习,主动判断用户接下来的动作以及可能用上的功能,语调更加真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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